同伴交往问题影响孩子健全人格发育！根源在这里

同伴关系既包括同伴群体关系，也包括一对一的友谊关系，都是儿童在参与同伴群体活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的。同伴群体有其独特的群体特征和规则，这些规则吸引着儿童参与并渴望归属其中，同时又制约着他们的行为，让他们彼此同化，形成自己的群体文化。在这种同伴群体社会化过程中，儿童认识自身与他人，在同伴之镜的相互映照中领悟、预演各种社会角色，学会怎样适应群体，同时保持独立的自我。在同伴群体中，儿童形成的独特行为系统对其成年后的社会适应至关重要，这些内容无法在家长、教师构成的成人世界中获得。可以说，若离开同伴群体，儿童将难以成长为一个完整、合格的社会成员。

然而，当前社会现实下的儿童却在同伴交往中面临一系列问题，如同伴缺失、同伴关系不良甚至同伴冲突、虚拟世界对现实同伴关系的挤压等。诸如此类的困扰，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普遍性问题：当代儿童同伴世界的“坍缩”。深刻理解这种“坍缩”的时代成因或根源，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向，建构理想的同伴关系，重建良好的同伴世界。

效率和秩序标准在儿童同伴世界的误用

市场对效率的追求、社会对秩序的追求，被不适当地泛化到儿童同伴世界，剥夺了儿童同伴交往的机会。为什么有些儿童没有同伴、朋友，或者不被同伴接纳？这类儿童大多缺乏发起同伴交往的能力和技巧，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想要参与交往的愿望，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吸引别人的关注从而得以加入群体，所以只能旁观或强行参与而被当成“捣乱分子”遭到排斥和拒绝。这个问题放在几十年前可能都不算是问题——在旁观别人的游戏或者被多次拒绝后，儿童有的是时间去观察学习、调整自己的行为，摸索出受同伴们欢迎的行为方式或者在成人的指引下慢慢学会如何吸引同伴、加入群体。儿童会通过这个缓慢的、不断试错的过程自然而然地建立起同伴关系。

但是，社会发展让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成人世界对效率、秩序的追求日益强化，留给儿童慢慢成长、探索犯错、自我修正的空间越来越小，儿童很少再有自然形成同伴关系的机会——为了追求教学效率，教师会增加讲授和示范，减少学生之间貌似“无用”的讨论和交流，甚至体育课最“有序的安排”都是教师给足器材，安排儿童一对一分组练习，避免与课程目标无关的嬉戏和打闹；为了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学校鼓励“有问题问老师”，而不是和同学讨论或向同伴请教；为便于管理，学校会在放学后很快静校，减少儿童“扎堆”；家长想要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时候也会优先选择给孩子报课外补习班或请“名师一对一”辅导，而不愿意让孩子跟同学一起写作业并互相答疑。即使是打篮球、练跳绳、玩轮滑这类体育活动，都会被父母纳入孩子的“课程安排”，聘请专业老师辅导以求更快看到“效果”。

总之，儿童在学校、家庭、社区环境中的成长都被成人纳入功利性的“教育项目”加以规训，他们成长所需的充分时间、自由行动、松散结构、犯错误的机会均屡屡被剥夺，由此很难形成同伴世界，无法建立健康的同伴关系，同伴群体社会化更是无从谈起。所以，如欲重建儿童同伴世界，社会应避免将市场的效率原则移植到教育领域，父母和教师应尊重儿童成长的规律，将一部分权利让渡或者准确说是“归还”给儿童，让他们能在宽松、自主的环境中发展同伴关系。例如，教师和家长要鼓励儿童进行同伴交往，为其提供安全的环境、丰富的主题、多样的场景，允许儿童在其中尝试、犯错，包容他们的退缩、越界、轻微冲突，不过分控制和“代劳”，帮助他们逐渐获得同伴交往的意愿和能力。

竞争逻辑对同伴关系的损害

当教育成为选拔工具时，对学习成绩、考试排名的追求让学校里充满竞争，同学、同伴，甚至好朋友都被儿童视为竞争对手。这种情况下，同伴之间很难做到互通有无、彼此信任，甚至可能出现互相防备、给对方“挖坑设障”的情况，致使儿童之间难以发展出良性的互动和真正的友谊。而且，竞争必然伴随输赢，由此还会带来同伴群体对成绩落后者的歧视、排斥。在先前学校教育未进入过度竞争的时代，“书写工整奖”“动漫王子”“卫生标兵”“篮球大心脏”“最大进步奖”“读书明星”等标签能让很多儿童在同伴群体中获得独特位置，充满自信，在自己擅长的领域中展示才能，帮助别人。但是，当教育的工具价值过分凸显的时候，考试成绩成为唯一评价指标，孩子们（包括父母和教师）只见到了学习成绩的参差，看不到个性与才能的多样。

教育要“面向未来”，即教育（包括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应该以未来的社会需要作为培养下一代的标准。我国作为贸易大国、制造业大国，很多工作都需要跨领域、多部门、多层次人才组成团队合作完成。只有团队成员彼此信任、相互支持、适当妥协才能发挥出更高的“群体智力”，达到共赢。反观当下频频爆出的“反常”新闻，如“海龟”人才、名校毕业生求职面试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时只顾自己表现，甚至彼此“拆台”，最终集体“翻车”，充分暴露了我们的学校教育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社会需要合作精神，但学校教育却在助长竞争心态和自利价值。团结、信任、合作是当前和未来社会所需的宝贵品质，这些品质需要儿童在同伴交往中慢慢获得，也应被教育政策制定者和实施者在评价儿童发展、设计教育目标时纳入考量。

成人规训迫使儿童交往遁入虚拟世界

社会对儿童现实世界的影响是以成人对儿童的规训作为中介的。在儿童看来，成人的各种规训举措了无趣味、面目可憎，而一旦进入虚拟世界，“技术壁垒”让他们得以摆脱成人的监控。可以说，成人的规训作为推力，虚拟世界的新奇性和保护性作为引力，正合力将当今儿童的同伴交往加速推入虚拟世界。

儿童倾心的同伴世界中，没有父母、教师这样的成人权威，儿童和同伴喜欢的交往主题、遵循的交往规则、认同的群体文化也与成人世界不同。也只有在这个世界中，儿童才可能形成独特的自我概念，获得群体归属感，提高社会交往能力。但是，不少父母和教师却认识不到同伴关系的价值，认为儿童的同伴交往不能没有成人监控，总是设法介入或干涉儿童的同伴交往。这就迫使儿童同伴交往更快地进入网络虚拟世界。互联网社交软件（如微信）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让儿童有机会结识不同“圈子”的同伴，对儿童有极大的吸引力。现在它不仅成了儿童逃避现实身份羁绊的工具，还能帮助他们摆脱成人世界的规训，而这个虚拟世界的同伴交往利弊参半。

虚拟世界的同伴交往给儿童带来了很多便利。首先，那些现实中不被成人权威接受的电子游戏、娱乐八卦、体育明星、二次元偶像、侦探推理小说等交往主题可以堂皇登场。其次，网络的匿名性允许儿童突破现实的性别、年龄、性格、能力等限制，设定和扮演理想的自我，展示独特的风采。再次，不“奔现”的匿名交往也让儿童的互动完全摆脱现实的“规训”，没有后顾之忧。最后，虚拟同伴不固定、不唯一，不需要“经营”与“维护”，能满足儿童快速找到“玩伴”的需求。

如果仅仅是将现实同伴关系“搬迁”到虚拟世界中，这将是弥补现实交往条件不足的可行方案。但是，当虚拟同伴开始挤压、取代儿童在现实中的同伴关系时，我们就需要警醒：虚拟世界临时的玩伴关系不是真正的友谊，网上所谓朋友圈的趣味相投往往谈不上真正的价值认同和人际互信，虚拟世界的交往规则也难以直接搬到现实的同伴交往中。毕竟，再逼真的虚拟，也只是一种对现实的模拟，无法达到现实本身的丰富性和体验的真切性。所以，承认儿童同伴世界的价值，尊重儿童交往的自主性，给儿童留出现实世界中同伴交往的合理空间，是让儿童同伴交往回归现实的必要条件。

综上所述，儿童同伴世界的“坍缩”是当下社会环境的产物：效率和竞争这类市场逻辑在教育场域中的泛化，对教育在工具理性标尺下的单维考量，教师和父母打着“都是为你好”的旗号对儿童世界貌似合法的侵入，这一切让当代儿童的同伴世界不断萎缩和异化，由此必然给儿童健全人格发育、社会交往能力培育造成困难。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减少课业负担、开设同伴交往课程、提供社团活动来局部地修正家庭和学校教育环境对儿童同伴关系发展的“不友好”表现，另一方面更需要对社会发展目标、教育的本质进行重新思考与根本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