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以“双减”撬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要处理好五对关系

2021年，“双减”成为了全社会讨论的热点话题，政策出台四个月已经初见成效。在朱永新教授看来，要想用“双减”这一杠杆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还需要处理好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课前和课后、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学和考这五对关系。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五对关系，一起来看——

2021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简称“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原则和目标非常清晰，即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坚决防止侵害群众利益行为，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有效缓解社会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双减”政策出台四个多月已经初见成效，有效减轻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有效遏制了资本在教育领域的野蛮生长和无序扩张，教育生态不断优化，社会反响总体较好，目前改革正朝着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推进。

下一阶段，如何通过“双减”这一杠杆撬动中国基础教育的变革，通过“双减”提质增效，重点在于处理好五对关系。

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关系

“双减”，一是要减轻校内过重的作业负担，二是要减轻校外培训的负担，尤其是要对校外学科类培训进行强力管控。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再次重申了学校教育是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校外教育是学校教育有益补充的功能定位。

学校教育与校外教育是一个有机整体，不能搞成两张皮、两个教育体系。在“双减”工作中，关于校内和校外的关系思路是清晰的，也就是说，在立德树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培养高水平人才目标不变的前提下，校内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要双双减轻，校内校外教育都需要作出调整。

减负只是手段、路径和指标。“减”本身不是目的，减是为了增，是为了给学校教育提质增效留出时间和空间，为了青少年学生更好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总之，落实“双减”政策，中小学要考虑如何“减”，更要考虑如何“增”，如何把学校教育教学搞得更好。

校内要减负提质，必须向课堂教学要质量。课堂教学的质量同样包含效果和效率、品质和速度两个维度，也就是说，课堂教学要有效、要高效，唯其如此，才能给校内的课后活动留出时间和空间。我们期望，通过教师能力水平的提升、课堂教学改革的深化、新技术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教育资源的扩展等手段，不断提升校内教育的质量。而校外教育，在大幅压减学科类培训时间、内容严格受限的情况下，如何提供精准的个性化服务，使之成为校内教育的有益补充，促进中小学生的身心发展、个性化发展、最优化发展，是落实“双减”政策的根本遵循，绝不可以像以往那样，利用家长和学生的功利心态炒作、放大教育焦虑，逼迫、胁迫教师和家长就范，更不能凭借资本实力“野蛮生长”。

提升学校的教育服务能力，使之覆盖校内教育教学和课后学生自学、部分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各地城乡中小学都有很大空间。从根本上说，需要尽快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教育资源平台，为全国中小学校提供最基本的校内全学科优质课程教育资源。在国家教育资源平台优质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各地可以重点帮助薄弱学校和边远地区学校对接优质教育资源，确保校内教育的品质。

近年来，北京市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不久前，北京市印发了《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该计划通过搭建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管理服务平台，鼓励中学教师发挥自身教育特长和优势，自主开放教学资源，提供多种形式的在线辅导服务，供全市中学生按需选择、开展在线学习，及时解决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帮助学生强基础、补短板、提能力。按照该计划，从2022年1月1日起，北京全市646所学校、33万余名学生将免费享受在线辅导。北京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线辅导计划并不是“在线补课”，而是与校内供给相配合的公共资源，将为学生提供学科精细化、个性化的特色分类辅导。该项目已于2016年11月先行在通州区启动了第一阶段试点工作，此后拓展至平谷区、密云区、怀柔区、延庆区、房山区、大兴区、门头沟区和经开区，截至2021年7月14日，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平台申报并通过审核的教师超过1.46万人，区级及以上骨干教师占比60%。对师生问卷调查和学生辅导效果追踪分析表明，师生对在线辅导的满意度均在90%以上。

课前和课后的关系

这里所谓的课前和课后，指的是3点半之前和3点半之后的学校教育。3点半之前是国家课程的教学，有课程方案、课程标准，还有国家的教科书，教师、教学资源和评价标准相对来说比较健全。而3点半之后就是我们所说的课后服务，从目前实际情况来看，各地差异巨大。有的学校课后服务主要是教师看管学生完成课后作业；有的学校开设了艺术、体育、科学等多种类型的选修课；有的学校则把课后服务变成了课堂教学的补充，按照学生课堂上的知识掌握情况开设了相应的学科补习和提高课程。

应该说，课前和课后、校内和校外都是教育的有机整体，都需要整体谋划。关于课后服务，“双减”政策中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

1.保证课后服务时间。学校要充分利用资源优势有效实施各种课后育人活动，在校内满足学生多样化学习需求。引导学生自愿参加课后服务。课后服务结束时间原则上不早于当地正常下班时间；对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学校应提供延时托管服务；初中学校工作日晚上可开设自习班。学校可统筹安排教师实行“弹性上下班制”。

2.提高课后服务质量。学校要制订课后服务实施方案，增强课后服务的吸引力。充分用好课后服务时间，指导学生认真完成作业，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进行补习辅导与答疑，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拓展学习空间，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社团活动。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

3.拓展课后服务渠道。课后服务一般由本校教师承担，也可聘请退休教师、具备资质的社会专业人员或志愿者提供。教育部门可组织区域内优秀教师到师资力量薄弱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教师校外有偿补课行为，直至撤销教师资格。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发挥好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等校外活动场所在课后服务中的作用。

应该说，文件的规定是清晰而具体的。但是各地资源的差异和执行的差距很大。这与各地对课前与课后任务的理解偏差有关。其实，3点半前是立德树人，3点半之后也是立德树人，目标不能变。要厘清两者的关系，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分工讲清楚，3点半前干什么，3点半后干什么，互补形成整体，都是育人，不能搞成两张皮，这需要进一步研究，积极开展探索。

四个多月以来，各地各校课后服务工作进行了很多有益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困难和问题。

一是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单一。调查发现，很多学校的课后服务是安排学生在原有班级，由本年级或本班级任课教师看管，一些美术、绘画、书法课程都是在教室中进行，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有限。同时课后服务班额大，班级数多，且拥有体艺类教学技能的教师占比稀少，对于学生有需求的音乐类、体育类、智力类和创新类等课程难以提供。

二是一线教师负担增大。开展课后服务，教师工作量明显增加，工作时间延长。

三是课后服务经费来源单一。课后服务作为准公共产品，应该由政府财政拨款为主与家长合理付费为辅相结合。调查发现，有的地方对于课后服务和课后兴趣活动服务基本采用的是服务性收费方式，定价偏高；部分地方则完全由政府买单，课后服务工作带来的学生管理成本、人事管理成本、后勤管理成本增加，基本上由学校承担，但学校因人力、物力、教育服务能力等资源有限导致课后服务不能完全满足实际需求。

四是课后服务监管体系缺乏系统性。由于课后服务工作起步不久，还缺乏政府层面体系完备的质量监测标准，常规化监督评估体系尚未形成，课后服务工作效果的评价标准不一。

因此，如何减轻教师的负担，如何丰富课后服务的教育资源，如何统筹安排课前课后的教育内容，如何满足课后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如何加强社会教育资源对课后服务开放等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积极探索。这方面有三个关键任务：打破校园藩篱拓展课程资源，提升学校教师课程开发能力，技术赋能满足课后服务组织和监管的需要。当然，这也需要更好的办学条件保障。

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的关系

根据中央“双减”政策的要求，校外学科类培训要大大压减，压减之后要转型，转为非营利性质。而校外非学科类培训也明确了范围，包括科技、艺术、文化、劳动、社会实践等。

“双减”政策出台后，数量众多的校外培训机构势必从学科类转向其他领域。从调研情况看，校外培训机构正在向课后托管、素质教育、成人教育、职业教育、智能教育等领域集中，但限于现有人员、经营能力、资源资金、市场空间等条件的不足，多数校外培训机构转型艰难。

一些市场规模大、研发能力强的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人才资源和课程资源，拥有强大的教研队伍，退出学科类培训市场后，这些智力资源还可以合理使用，如通过政府购买公共服务产品的方式，既可以充实我们的教研队伍，也可以购买一定的学科课程服务，在课前或课后的学科教学中发挥作用。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义务教育阶段结束之后通过中考进行普职分流，是“双减”政策出台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也是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问题。如果中考后普职分流的问题不解决，家长的焦虑就无法真正缓解，学生的校内外负担也无法真正减下来。

我国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比例大致相当的规定，是2005年在《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提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是21%。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超过50%，进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在这样一个高等教育规模背景下，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比例如何确定，学生究竟应该在哪一个学段进行分流、如何分流，的确是应该认真研究、谨慎试点、逐步探索前行的，应该提到议事日程上。

我们认为，在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背景之下，高中阶段的教育需要逐步走出二元分离的思维，走融合发展、特色化发展之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就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普通高中根据需要适当增加职业教育教学内容。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特别强调要加强各学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渗透融通。所以，普职彼此融合，创办新型的综合高中、特色高中，构建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立交桥，应该是今后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

首先，这是面向未来就业的需要。现代社会对人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国际劳工组织发布的《2021世界就业趋势》强调，促进青年就业，首先要使青年尽最大可能接受最高层级与品质的教育。经济社会发展对人的综合素养和职业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未来的就业人群应该以接受过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学生为主体。

其次，这是推进教育公平的需要。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对广东、四川、贵州三省30所职业学校的跟踪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学校70%的生源都来自农村。优势地位家庭的子女有更多机会获得优质教育机会，他们大多数都进入了普通高中。推动融合发展，实质上对于推动教育公平有重大意义。

再次，这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形势的需要。目前，中职已经从就业教育转为升学预备教育，中职的升学率在许多地方已经达到了90%，真正直接进入就业市场的不到10%。在这样的情况下，强化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个重大公共政策的选择。

第四，这是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趋势。从1996年到2016年，OECD国家进入普通教育轨道的学生十年间占比从46%上升到56%，职业教育学生占比下降了十个点左右。我国也呈现出同样的趋势。随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各国实际上都在强化普职融通教育，都在强化综合高中教育，也在适当降低纯粹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

希望未来中国高中教育走向多样化发展之路，学校的多样化发展与人的多样性、独特性相匹配。通过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使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之路与高校人才选拔模式相匹配。同时，通过劳动人事制度和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进一步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弘扬大国工匠精神，这是从根本上落实“双减”的制度性安排。

学和考的关系

考试是指挥棒。“双减”能否坚持下去，要经过几次大考。第一次检验就是2022年的中考。所以，要加强对考试命题工作的研究，确保2022年中考命题与“双减”精神高度吻合，真正解决指挥棒的问题。

应进一步深化以学生素养为核心的考试内容改革。作为考试内容改革的重要杠杆，命题只有实现从“知识立意”向“能力立意”转变，考核实现从注重结果向注重过程的转变，才能撬动考试内容由知识向能力和素养转变。中高考命题应由“考纲指导”转变为“课标指导”。开展基于课程标准命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课程标准与考试题目间的关联，使命题体现课程标准所倡导的目标和内容。同时，在试题呈现上可借鉴国际大型评估项目经验，设置贴近学生现实生活的多元化情境，有效考查学生的核心素养。

考试内容要体现多元性、综合性、应用性和创新性。加强对学生问题解决能力、批判思维能力、开拓创新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等高阶能力的考查；加强对社会情感技能以及动机、兴趣等非认知因素的考查；加强对合作、沟通与交流等跨学科、跨领域能力和素养的考查。

具体到学科层面，要结合学生核心素养和学科核心素养相关研究，明确该阶段学生应达到的学科思维和能力水平。如语文要实现对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关键能力的考查；数学要考查将现实问题数学化并加以解决的能力；英语突出语言综合运用能力及跨文化思维的考查；文科综合体现文化底蕴导向；理科综合则凸显学生的科学认知、推理、归纳、演绎和探究能力等。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建议，可以通过学分银行体系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动态、客观记录和评价学生，加大高招改革力度，鼓励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

综上所述，准确把握校内教育和校外教育的关系、课前和课后的关系、学科类和非学科类培训的关系、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学和考的关系，目的是精准把握“双减”政策的内在逻辑、价值追求和精神实质。推进“双减”政策的落实，涉及整个基础教育体系，也涉及政府、中小学校和家庭、社会教育机构等多元主体，因而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政策落地实施的过程，必定是一个多元主体协同共治共享的过程。政策执行的效果，取决于各方的有效互动，取决于政府教育治理的能力。

要把“双减”政策放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推进教育综合改革的大背景下来理解，从中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来理解，从义务教育作为教育基本公共服务和完全意义上的公共产品来理解。义务教育乃至整个基础教育，本质上、总体上是公益事业和上层建筑，而不可能是逐利的行业。“双减”政策出台的时机，经过了复杂的内外环境因素的考量，是符合社会主义教育发展的本质要求的，具有内在必然性。

近年来，中央密集出台一系列教育改革举措，诸多政策举措蕴含着相同的价值取向。从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到“全面改薄”，提升义务教育质量，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普职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再到高中育人方式改革，推进基础教育“五育”并举，部署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直到推出“双减”政策，教育改革始终瞄准教育发展的基本矛盾：不平衡和不充分，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围绕办人民满意的教育，追求教育事业发展公平和效率的高水平有机统一。

“双减”政策是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在教育领域深化改革思想的体现。政策在强力规范校外培训机构、遏制教育领域的逐利化现象的同时，突出强调了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重申了社会主义教育发展方向和教育的公益属性，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的不平衡问题，是治理教育生态、促进教育公平、塑造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有效举措。我认为，应该从这个高度来理解“双减”政策的目标和价值取向，理解中央推进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力度和决心。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9年度教育学重点课题“新中国成立70周年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特征与经验研究”（课题批准号：AAA190005）的研究成果

（作者朱永新，系苏州大学新教育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