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周洪宇：推迟上学时间非减负治本之策

议案建议340多件，被国家有关部门先后采纳的约占七八成，这是已连续10余年来北京履职的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洪宇交出的亮眼“成绩单”。

今年3月，已迈入花甲之年的周洪宇再次带着19份建议和议案步入全国两会会场，而在此前夕，他所关注和呼吁了11年的公办中小学教师教育公务员制度的相关问题，正式被写入中央文件。

正如周洪宇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所言，“我认定的事情，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可以做到的，那我就要继续坚持提建议。”

长期研究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的周洪宇，面对媒体时自称是“务实的理想主义者”。从实施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免费、建立贫困生资助体系，到如今关注解决小学生课后托管问题、制定《学前教育法》，他用一个个建议和议案，直面中国教育当下的得与失，寻求未来建设教育强国的真理之道。

“教师公务员制度”的推手

澎湃新闻：您开始关注公办中小学教师教育公务员制度的相关问题已经有10多年时间，从2006年全国两会上第一次呼吁，到日前相关建议被写入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为什么您如此执着于推进教师公务员制度的建设？

周洪宇：我们国家要想成为现代化强国，关键靠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主要是靠教育，发展教育、培养人才又离不开教师，所以只有把师资队伍建设好，有一批优质的生源能够报读师范院校，安心当教师，让已经从教的教师安心从教，那就必须有特殊的政策和对待，就要对现有的教师身份属性，对教师的人事制度进行重新的调整和改革。

我从11年前就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在全国两会多次就教师的身份属性问题、教师的人事顶层设计问题提出意见，一直到去年7月份，人事部给我回复说目前做不到，但我认定的事情，我认为是正确的，是可以做到的，那我就要继续坚持提建议。

直到今年1月份，在中央深改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的文件，文件第20条就把“确立公办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特殊的法律地位”写进去了，这是很重要的一步。

澎湃新闻：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您又再次提出教师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建议，这次和过去有何不同？

周洪宇：中央文件明确了教师作为国家公职人员的特殊法律地位，但这还不够，这只是第一步，之后还要进行制度建设，要把公立中小学教师作为国家教育公务员或特殊公务员当成一种制度来建设。

破解“三点半放学”：政府和家长共分担

澎湃新闻：在今年全国两会的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被记者问到关于“三点半放学”的现象，很快成为今年两会的一个热门话题，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应如何去破解其中的矛盾？

周洪宇：首先从性质上要明确，小学生课外的托管是一种教育服务，这种教育服务的性质主要属于公共产品，但又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半公共产品。纯公共产品需要政府完全出钱来推动，而半公共产品就需要政府和受益人，也就是家庭来共同分担。 

那么，各地政府应该根据自己所辖区域学生的数量，确立每一年投入到这方面的补助有多少，哪些学校承担了这样的工作，就把这笔经费投入到这些学校，在适当征求家长意见后，愿意把孩子留在学校来托管的家长可以和学校签订协议，明确双方的法律责任，再由学校来托管。当然，也要鼓励社会上专业的教育机构采取市场的方式来运行托管服务，要取缔的是那些无证、无资格、非法的托管机构。

谈减负：推迟上学时间不是治本之策

澎湃新闻：“三点半放学”现象的存在，某种程度上是当下许多中小学，尤其是小学减负带来的表征，除了早放学，当前一些地方在推迟小学上学时间。您怎么看？

周洪宇：减负还是要标本兼治，简单地说早上晚起一会儿，多睡一会儿，这些都不是治本之策，而是治标，但治标也是有必要，至少让学生能得到更长时间的休息。

然而，从教育内部来看，还是要提高单位时间效率，要让我们的老师、学生掌握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在有效的、有限的时间单位里达到最好的效果，不要低效劳动，甚至无效劳动，让学生带着作业回家做。

作为教育行政部门来说，又有义务去正确引导，要告诉家长，什么样的行为是正确的、合理的、科学的，什么样的方式才是合理的育才理念和方法，不是简单地看孩子在校外补课越多越好。家长不能有盲目的恐慌感，还是要有理性的认识。

澎湃新闻：总的来说，就是要标本兼治，用多种手段去推动减负。

周洪宇：教育上的很多问题，看起来是教育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所以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从教育的角度考虑，还要联系社会的方方面面因素来综合考虑。

明确学前教育的“公益性质”

澎湃新闻：另外一个教育问题，同时也是社会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学前教育。近些年，通过媒体报道，我们看到了学前教育规范上的种种隐患，你如何分析我国当前的学前教育现状？

周洪宇：自1949年以后，我国的学前教育最初是通过国有企业、公办事业单位、公务员机关来办学前教育、办幼儿园，或者是社会办学。但这样的格局到了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有企业改革过程的加剧，很多企业不存在了，因此由国有企业创办的幼儿园也就跟着不存在了。那么社会力量办学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反映出我国学前教育在师资培养方面没有跟上，重视和投入的程度不够，发展的机制也不健全。

澎湃新闻：如今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家庭对学前教育产生更大的需求，是不是也在考验着我国学前教育体系？

周洪宇：老百姓对学前教育的需求很旺盛，尤其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越来越多孩子的出生，越来越需要学前教育机构。所以在当前的情况下，就要采取各种方式，包括政策支持、经费投入、立法保障等来推动学前教育的发展。因此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提出来要加快制定《学前教育法》。

澎湃新闻：除了立法以外，还有哪些方式可以进一步规范我国学前教育体系？

周洪宇：政策制定首先要明确学前教育的性质，要把它作为带有一定公益性质的事情来对待。不能简单把它看做是非公益性的，毕竟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前端，是每一个人成长的第一阶段，这方面的教育一定是要带有公益性。

性质确立之后，在政府办幼儿园方面就要有各种优惠政策，在学前教育的收费方面就要做到普惠性。在民办教育参与到学前教育来办园的情况下，就要给它优惠。不管是公办的还是民办的，都要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