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考元年：三大挑战酝酿希望 独木桥走向立交桥

2017年对于中国教育发展史而言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之际，“新高考元年”大幕开启。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来，高考命题、招生制度一直在不断调整、优化，这一次，是党中央、国务院下定决心自上而下、展开全新顶层设计的大变动，被认为是恢复高考招生40年来的一次重要改革。浙江、上海作为全国先行试点的省市，今年6月实施了“新高考”。

记者了解到，继浙江、上海之后，全国的另外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明确了新高考改革时间表。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市改革已于2017年秋季落地，其余省份将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继展开。

浙江、上海两个“先行先试”地区有哪些经验与教训？其他省份有了哪些准备，还需要做什么？城市中学和农村中学有哪些必须正视的差异？这些问题亟待求解。

先行先试

随着这一轮改革的第一次“新高考”落地，浙江省着手调整方案——2017年12月初，该省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高考综合改革试点的若干意见》，为避免物理一类难度系数较大的选考科目遭遇报考遇冷，该意见推出了“选考科目保障机制”。比如，确定物理选考保障数量为6.5万人。同时，将所有选考科目考试调整到高三进行，同时把考试时间从原来学期中的10月、4月，调整到学期结束时的1月、6月。

对此，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近日接受采访时称，对高中生来讲，千万不要忽略了物理。“这是一门非常基础的学科，对形成我们的世界观有很重要的影响。”

“这次调整之前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的基本评价是中规中矩。”在近日召开的新高考高峰论坛上，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称。12月29日，储朝晖告诉澎湃新闻，浙江此次主要进行了“四个关键的调整”：时间的调整、考试试卷调整、考试机会调整、选考科目调整等。“浙江考试院来督促提意见的时候，我说最后一定要做到精简考试，而不是让考试越多越复杂。”

2014年新高考改革方案出台后，储朝晖接受媒体采访说了“四个不”：“不完整、操作性不强，稳定性不强，不够专业”。时至今日，储朝晖承认，“高考改革的调整完善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不要期待高考改革一年两年就能改好，这个调整应该是在不断地进行。”

上海高桥中学对前几届学生同时开放了20种选科组合，校长张东升对澎湃新闻解释：“大家一开始也不清楚实际的情况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学校基本上是放开选的。”

随着实践的深入，学校根据浦东新区和上海全市范围的选课情况，以及高校录取招生对学科的要求细化，开始考虑如何合理排课和开设组合。“跟学生、家长讲清楚，做一些适当的引导。” 张东升说，“2018这一届高二选课时的组合大概是13种，不大会出现以前的20种了”。

“对于选科，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特色学科、优势学科，学生也有自己的兴趣、爱好，两者结合起来更好。” 张东升说，为了配合学生综合素质发展需要，高桥中学在专用教室的基础上建设自然科学创新实验室和人文学科创新实验室等创新实验室，同时，还打开校门把学校周边的资源有效利用起来。

作为浙江省普通高中五年课程改革情况调研组成员，陈晓哲（化名）这几年不断和团队一起走访各地中小学、高校、政府教育部门进行调研。据其介绍，普通高中课程改革以来，上海市、北京市及浙江省的课程改革措施各具特点，但均已从学校课程的顶层设计进入到学科课程改革以及选课走班制的实施阶段，与其他地区相比已先行涉入“深水区”。

“基础教育正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育人模式从‘分数唯一’到‘以学生发展为本’，打造个性化的品质教育是关键点。”2017年11月末，陈晓哲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这其中最难的是各方观念的转变。

比如，有些学校由于认识不到位，没有看到新高考方案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将其窄化为排课表等教务工作；有些学校为应对学生选定的高考科目，在课程设计上出现偏科，在教学上回到唯分数论的老路上等。

陈晓哲认为，探索过程中遇到问题是正常的。“通过问题的研究，倒逼出来的将是学校课程改革的创新举措，只有通过问题的发现，才能寻求到合理的答案。”

“不慌、不怕”

福建省将在2018年启动新高考改革，2018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高一学生将不分文理。2021年他们将迎来改革后的首次高考。11月25日，福建省厦门市教育局巡视员任勇告诉澎湃新闻，2017年3月起厦门就开始从顶层设计、教师统筹、教室数量、管理系统、专家团队、宣传准备等方面为新高考做前期准备。

任勇称，他们去了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学习。未来在师资方面，厦门打算进行全市统筹，某个学校物理老师不够，可以从资源较多的学校抽调。另外，高中学校的教室要按照1：1.5去建，整个管理系统不再靠纸质申报，而是由信息软件支持。

四川在2016年4月就明确了高考改革时间表，实行“3+3”模式，即考生总成绩由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3个科目（必考科目）成绩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3个科目（选考科目）成绩组成，不分文理，2018年秋季学期实施。

从方案出台到落地实施，这两年时间对学校来说分秒必争，他们必须在方案实施之前做好准备。成都树德中学副校长李红鸣告诉澎湃新闻：“目前，围绕新高考带来的系列变化来建设校本课程，尝试分层分类的教学模式，还包括开设生涯发展课程，我们都在做。”

“对川内的好学校来说，师资缺口问题就几乎不存在。”谈及师资问题，李红鸣颇为自信，“根据我们这几年的经验，学生如果选科，物理、化学老师可能会有一些富余，生物、地理这些学科的师资或有缺口，但我们目前已经有相应的储备。”

李红鸣介绍，大约从三年前开始，借鉴浙江、上海新高考改革的方案，学校就针对学生设计了以每7周为一个学段的教学方式。比如，在某一个7周的学段里，学校会在常规政史地课程的基础上，再开设使用文科教学法的政史地课程。学生可以选择不上常规的政史地，只上文科教学法的政史地课程。

“这样的教学方法对学生基础知识的拓展和文综学科的学术能力培养会稍微有些差异，学生也就可以通过这7周的选修来感受，我如果选正式的这种组合，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学习体验。”李红鸣坦言，这是为了提前摸索实行“走班制”后，学生不断地进进出出给教学管理上带来的复杂问题。

“我们从浙江和上海了解到的情况是，大概要增加30%的教室。”李红鸣称，为了更好地满足“走班”教学、开设实验课程等需求，学校原本供部分教师办公和民乐队排练等功能的综合楼，大多改造成了各科实验室和综合教室。

为避免资源紧张，学生人数也在压缩：2013年前，该校每个年级尚有近千人的规模，现在已逐渐压缩到了400人左右。除此之外，学校的师资培训也在同步进行。“不论是普通任课教师还是班主任层面，都在进行一轮又一轮培训。”李红鸣说。

2017年11月底，树德中学对高一学生选科倾向做过一次调查，因为没有切身利害关系，学生选择随意性可能较大，获取的数据不太准确。李红鸣认为，只有等到2018年高一学生入学后，“有了6选3的观念，才会仔细来想我究竟学不学物理，究竟政治、历史、地理里，我该选哪一科。”

谈及可能出现选物理和化学这两科的学生人数较少的问题，李红鸣称对此已有预估。即使遇到师资暂缺问题，也可以在学校其他几个校区中协调调配，难度并不大。

“面临新高考，我们其实都不慌、不怕。”李红鸣说。

正视差距

李红鸣的底气更多源于树德中学颇为雄厚的实力及大城市的发达、便利。教育界人士普遍认为，各个中学实践新高考的难度大小，同这所中学的实力是成正比的。

内江七中位于四川东南部的内江市，副校长张伟华12月26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该校以2017年入学的高一学生为样本进行了模拟选科，结果显示学生选择与目前师资结构存在不匹配的现象，选修物理这样难度较大科目的学生较少，地理、历史等科目则过于热门。这对该校现有师资而言，压力不小。

内江另一所中学内江铁中副校长罗建明也说，师资结构的不平衡是很多学校面临的挑战，“新高考改革后，部分科任老师将可能面临无课可上的尴尬，另一部分学科的老师则可能面临工作量的激增”。

“如果按照上海学校的标准推行改革，我们至少需要多一倍的教室。”罗建明称，但目前学校尚无扩建计划，为了适应新高考，内江铁中明年可能将缩减招生规模。

力量薄弱的乡村中学面临的挑战更为严峻。湖南推进新高考改革的时间定于2018年秋季学期，作为该省常德市石门县一所农村高中教务处负责人，张毅（化名）最近半年参加了市里组织的考务培训，也曾亲自前往上海一些高中“取经”。

对张毅来说，“先行先试”地区的经验令人鼓舞，但他在最基层的农村学校任教，跟沪浙发达地区的学校存有差距，因而也有担心。比如，上海一名中学校长谈到自己学校在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方面作的探索——充分利用校友资源，大型企业或政府部门都可成为学生实践“基地”。

“说的都很好，但我们没有优质校友资源，也没有企业可供合作。”12月28日，张毅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坦言。湖南在2016年发布的新高考改革方案中明确，综合素质评价将成为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张毅认为，农村学校在这一块有短板，令人担忧。

在上海“取经”时，也有学校介绍了富有特色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比如邀请学生家长（多是社会精英，拥有体面职业）到学校给学生“授课”；以及自编授课教材。听到这些，张毅唯有感慨当前农村学校这在一领域的“一片空白”。

“倘若开课，教师、教材都成难题。”张毅说，况且，农村学生的父母多在外打工，且职业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不可能像城市里的父母那样“现身说法”。

对于成都树德中学而言，这些都不是“问题”。早在2013年，该校便开始试行生涯发展课程。此外分层、分类等教学方式也在个别学科试行，提前对新高考下的管理模式进行尝试——这些探索都是“自觉”的。

相较之下，张毅所在的农村中学目前做得较多的仍是学习和“消化”沪浙经验。尽管意识到改革会在管理模式及技术应用上对学校提出新要求，但他们目前颇感“无力”，唯等上级部门作统一安排。

更大的困难还来自于“师资”问题。澎湃新闻2017年3月份曾走访石门县多个乡镇中学，彼时师资流失问题已困扰这些学校多时。张毅所在学校一名负责人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称，县城两所中学几乎每年都会通过公开选调从农村“挖”走一批骨干。在县教育局组织下，这位负责人曾跟随县城中学一道前往湖南师范大学招聘，结果是“城里中学投来的简历一摞又一摞，自己学校没一个人来问”。

张毅告诉记者，湖南新高考改革时间表确定后，为储备教师资源，城里实力丰厚的中学“挖人”的力度猛于从前——今年暑假前后，又有多名老师离开。“省城学校挖市县老师，市县学校挖乡下老师。”张毅坦言，最受伤的仍是处于末端的农村学校。

可在他看来，老师恰恰是新高考改革的一大关键。“没有足够的老师，‘走班制’开展起来有困难。”更令张毅无奈的是，新高考本应促使中学发展自身特色学科，但对他们学校来说，老师“数量”尚且捉襟见肘，遑论在“质量”上形成“特色”。“当然，改革一大目标是给学生提供自由选择学科的权利，但这种选择不是无限制的。如果可以，我们也计划学习沪浙地区的‘套餐’形式，尽可能多地提供组合供学生选。”

此外，据张毅估算，目前学校教室勉强够一个年级开展“走班制”。“高中三个年级呢？”张毅说，作为农村学校，该校近年来扩建教学楼、食堂都是自己筹钱，至今还有“建设欠账”。教育部门会有一些拨款，但不多，主要用于改建宿舍。

“我们私底下也讨论过，县里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进行统筹安排。但鉴于县城和乡下空间距离较大，不现实。”张毅称，城市中学和农村中学之间的差距，这在新高考实施过程中需要被正视。

寄予厚望

根据记者梳理，目前全国浙江、上海以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均已明确了新高考改革时间表。其中，北京、天津、山东、海南4个省市改革已于2017年秋季落地，其余省份将在2018年、2019年秋季相继展开。

“浙江、上海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例子，其他省份仍需结合自己实际制定改革方案。因为学生及教学情况都有差异，尽可能地‘精简’需要变动的地方。关键在于机制上的变革，而不是什么都去动。”储朝晖说。

李红鸣对此深以为然。“江浙沪的职业生涯发展课程是我们值得借鉴的地方，但在选科走班方面，由于地域特点和学生、家长想法都不同，所以可借鉴的地方并不多。”李红鸣说。

前途困难颇多，但张毅对“新高考”仍然寄予厚望。“对学生来说毫无疑问是有巨大好处的，促使他们发展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专业。”张毅说，面对高考改革这项“国家策略”，作为基层学校，更不能退缩，要迎接挑战。他希望省级层面尽快出台更为详细的“操作指南”，让薄弱学校也能尽快“动起来”，而不是停留在“空想”阶段。

弥补农村薄弱学校师资困境，互联网也许可以助一臂之力。互联网学习平台沪江2015年起推出了中小学公益课程项目互加计划，用一根网线让学生们连接上了最新、最快、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互联网可以让优质的教育资源覆盖偏远地区, 让轻量级、高效率、大规模、可持续的教育公益成为可能。”沪江创始人、CEO伏彩瑞（阿诺）说。

内江七中副校长张伟华告诉澎湃新闻，“灵活性大增”是学校对新高考的共同认识。“走班制和自主选修将为学生提供定制化的培养方案，结合职业生涯发展引导，将为学生提供更灵活更符合兴趣的学业组合。”内江铁中副校长罗建民则认为，新高考方案的落地将有利于学校培养优势学科，形成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实现差异化竞争。

“新高考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选择学习的科目，这也可能跟学生之后的大学专业选择、生涯规划挂钩。”李红鸣说。

但南开大学校长龚克近日接受采访时也对学生提了个醒：在高中阶段要把自己做“宽”。“文理不分科可以把人做‘宽’，但是提前进入专业的选择，可能让自己变得更‘窄’。”龚克认为，高中毕业生选择大学专业的时候，不要单纯地看对专业的兴趣，“兴趣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兴趣不单是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结果。不要把高中阶段表现的兴趣看的那么厚。”

“高考改革必须加快内部改革，同时加快外部改革。浙江、上海先行一步（进行内部改革），把这个独木桥建成了金桥，那也是‘独’，必须得加快外部体制的改革，外部体制的改革是什么？就是行行出状元，行行都能出人才。”教育部原发言人、语文出版社原社长王旭明近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谈及自己对这轮新高考改革的看法。

“高考改革中意义最大的改革是什么？我选‘取消年龄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参加高考，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年轻还是衰老——机会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王旭明称，“我期待着我们立交桥的改革，而不仅仅是独木桥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