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效应下的教育内卷：根源在于成功赛道有限和评价标准单一

在过去的2020年，“内卷”成为一个流行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一线城市动辄千万元的学区房，把辅导班时间安排得密不透风的鸡娃家长，小镇做题家的绩点困境……教育竞争带来的焦虑和内卷在社会大众中不断弥漫。但同时又应看到的是，中国教育资源供给在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升，普及化和普惠程度也更高。两者之间似乎产生了悖论：是教育供给无法赶上人民群众对更优质教育资源需求的速度呢？还是教育过度竞争使得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产生了不切实际的需求呢？因此，迫切需要对这些现象及其原因进行科学解释和深入研究。

剧场效应 教育竞争1.0阶段的解释

关于中国教育的过度竞争现象，一个流行的解释是剧场效应。剧场效应大致的意思是：在一个大的影院里面，大家开始是坐在各自座位上看电影，而且都可以看到屏幕的位置。但突然前面有一个观众站了起来，这样后面观众的视线就被遮挡住了，而且影院管理人员不在场或者缺乏监管，后面的观众也开始相继站了起来，于是更多的人被迫站起来看电影，甚至导致整个影院的人都站了起来，坐票实际上变成了站票，结果是所有人都变得很累，但观影的效果跟所有人都坐着时差不多甚至更差。

剧场效应当然是对中国教育竞争白热化和内卷现象有较强解释力的。但是，我们需要考虑教育剧场效应成立所隐含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剧场里或者只有一块屏幕，也即教育资源的供给非常集中并且稀缺。这事实上与当前我国教育的发展阶段并不完全对应，而更对应于20年前左右的发展阶段。

世纪之交是我国教育市场化发展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在此之前教育基本是由国家供应的，以公立学校为主，如果比作剧场的话，大家基本都是看一个屏幕。而进入新世纪，大量的私立学校和机构纷纷建立参与市场竞争，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消费产品。所以，剧场效应在这个阶段也是有解释力的：站起来的是较早的私立学校和教育机构，他们提供了和公立学校具有差异性的教育。而难以获得优质公共教育资源或对公共教育不满意的家庭会更加积极响应，也随之站了起来，剧场效应开始产生。因此，在这个阶段，更多家庭纷纷接受教育从公共领域向私人领域转变的观念，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教育竞争1.0阶段。

但近十年以来，情形又发生了一些变化，仅用剧场效应难以解释。各种各样的辅导班、兴趣班层出不穷并不断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补习等渠道提高成绩时，加强了剧场效应。但与此同时，国家和教育部门也在不断加强监管，而在剧场效应的解释中监管者是缺位的，再用剧场效应解释就有些牵强了。其实，这个阶段的剧场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随着教育市场的发展，更多的剧场或者可供个体使用的屏幕建立起来了，人们要么选择到别的剧场观影，要么在家用自己的IPAD自由选择影片观影。也即接受市场引导之后，仅仅在一个剧场看一个屏幕已经满足不了很多家长和孩子的需求了，他们希望能够拥有自己的一片屏幕，也就是私人定制的教育。党的十九大提出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确实是对时代特征非常精准的判断。教育领域也是如此，家长和学生对高质量、个性化的教育需求越来越高且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大家统一都在一个剧场里看一块屏幕的教育供给模式与时代需求不匹配了，剧场效应也不适用于解释这个新的场景了。

标配思维 教育竞争2.0阶段的解释

当很多家长和孩子都希望拥有自己私人定制的一片屏幕去学习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走向教育竞争2.0阶段了，这个阶段需要用另一种理论视角去解释——标配思维。当教育变成明码标价的一堂一堂课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售，并以各种折扣优惠甚至套路的方式吸引消费者时，让社会大众感觉到教育作为消费品的便利性，甚至恨不得把学习变成一种可穿戴设备或付费即可得的东西。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剧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每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别人的孩子那么优秀，各家都在努力“鸡娃”，自己的孩子再不发力就会沦为路人甲了。加上教培机构无孔不入的宣传和渲染，很容易让家长们产生一种错觉：不上辅导班和兴趣班就是父母的失责。于是，长期以来积累的崇尚对比竞争的集体意识在多重因素的作用下，产生了一种教育的标配思维：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获得标配的高质教育，在教育赛场上胜出并获得标配的成功人生。

标配思维绑架了越来越多家庭的生活。在教育竞争2.0阶段，越来越多的家庭尤其是城市家庭会更加全面地参与到孩子的教育竞争中去。很多孩子是在“两个学校”（学校+教培机构）甚至“N个学校”中接受教育，在学校教育和各种辅导班中周密计划并无缝对接已经成为无数城市家庭的教育标配。标配思维诱发了一种中产阶级陷阱和教育幻想，一些经济收入不属于中产阶级的家庭也都希望拥有中产阶级的所谓标配消费水准，尤其是教育消费，给孩子报N个辅导班和兴趣班正在从一线城市扩散到二、三线城市甚至县级市……而且多数家长都幻想自己的孩子是天才，因此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忙着去适应各种标配的需要。

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又有很多东西从高配变成标配。比如不少家庭已经满足不了普通教培机构提供的教育服务，越是著名的教培机构就越会成为这些家庭的教育标配。但“人无我有，人有我特”，很快有些家庭又产生了更高级的需求，转向收费昂贵的专攻竞赛的一对一名师辅导……当其他家庭看到所产生的短时效果后又纷纷效仿，慢慢地这些高配又会变成新的标配。教育的内卷就是在一轮又一轮竞争门槛的提高中产生，并诱导更多的人为满足其条件和需求而付诸努力。但是，很多人努力之后，发现还是无法跟上水涨船高的市场需求，之前打鸡血的努力也不过是“多收了三五斗”，甚至收获还不如以前，这就是内卷化的根源。尽管从个体而言，每个人的博弈和努力都可以理解，但如果不加控制地持续下去，这种囚徒困境显然不利于人的发展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教育转型 高质量教育体系如何破局？

由剧场效应和标配意识叠加带来的教育竞争白热化和内卷化，警示着我们的教育已经站在亟须转型的当口。有论者认为学校教育、家长、学生、教师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教培机构绑架，但是，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板子都打在教培机构身上？从严整治教培机构后教育焦虑和内卷是否就能立竿见影甚至药到病除？这恐怕还需要更加理性的思考。

从根源上看，现在社会教育焦虑不断升温，证明了“五唯”的根深蒂固，尤其“唯分数”“唯升学”在基础教育阶段依然是主流。从严整治教培机构固然重要，但如果仅此而已就很容易回到教育竞争1.0阶段的治理思维：只提供一个剧场或者一块屏幕，如果有人在剧场中站起来，就罚其坐下或出去。但这显然无法有效约束已经进入到教育竞争2.0阶段的市场利益冲动和家长博弈选择，肯定会演变成一轮又一轮的猫抓老鼠游戏。

内卷化的根源在于成功的赛道有限和评价标准的单一，于是赛道上人满为患并产生结构性危机。有人呐喊：全世界先进的教育都已经换了赛场，我们还在旧的赛道上拼命！这似乎危言耸听，但又是尖锐的提醒：我们的教育如果还是在封闭性的“唯分数”“唯学历”的赛道上展开高强度竞争，如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赛道，选手参加人数越多、跑得越快，带来的社会焦虑和内卷强度就会更强，距离真正的教育也可能越遥远。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谈到对“唯分数论”的看法：“教育，无论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不能过于注重分数。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而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其实就是对人一生的成长目标的破题，也是对国家未来发展需要培养什么样的人之破题。破题之后贵求解，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就是一个求解的过程。求解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增量即可，更重要是有“刮骨疗伤”的变革和转型决心：创造出多条赛道，而且每条赛道都有丰富的机会，真正让学生在其中具有获得感和成就感。

当然，创造出更多赛道的真正内涵在于让更多孩子能够发现自我，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成功路径。这些赛道不应依旧是应试的赛道，尤其要防止因此制造出新的“唯分数”和“唯升学”，比如如今体育、美育和劳育正在得到高度重视，但其重视方式不应还是通过考试和分数。

对于德智体美劳中的市场化参与，也应该有差异性治理策略。对于智育，国家应该尤其强调教育公益性原则，建立教培行业的刚性标准，限定教培机构不能涉足的负面清单，违者将科以重罚。而对于体育、美育和劳育，则应该探索如何令学校教育和市场化形成良性循环。比如体育，国外较为成熟的体系也是比较市场化的。起主导作用的是各种各样的体育俱乐部：不但有专业的竞技性体育俱乐部，打造出各种体育明星引领潮流并吸引大量相关从业者；也有层次多元的大众体育俱乐部，令体育成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主流，多数人都有自己的运动习惯并长期保持。因为体育文化的浓厚，中小学自然高度重视体育，一般中小学生下午放学后都在学校进行各种运动，兴趣浓厚者还参加专项俱乐部。事实上，这些体育俱乐部还有创造就业机会功能，以及促进社会文化和时代进步的功能，如此市场和学校教育之间就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学生在选择的时候也基本能按照自己的兴趣爱好选择，而不是受一种标配思维主导。实际上,求解需要供需两侧都要转型：市场在规范化的基础上提供更丰富优质的教育补充，走出剧场后的学生和家长也不应该都是往学科辅导班的方向走，而应该去寻求更多元化更个体化的教育体验。

（作者：陈先哲，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