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三点半难题”，学校看护孩子是上上策！

其实，学校有规模优势来帮家长下午放学后“带孩子”，不但实际成本最低，社会成本也最低。

▲孩子们在玩游戏。 图片来自视觉中国

文 | 刘远举

最近，放学后中小学生的去处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热议话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记者向教育部长陈宝生提问：现在小学放学时间越来越早，有的小学甚至是下午三点半就放学，这个时间对家长接送孩子是一大难题，请问家长们的困扰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解决？”

对此，陈宝生部长表示，教育部已专门下发通知要求解决，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教育部已经摸索校后服务、弹性离校、社区托管等模式，解决“三点半现象”。

教育系统有“带孩子”的责任

一事不烦二主，在我看来，解决“三点半难题”确实应利用好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资源。

首先，这是学校的本职功能。

现代学校产生于工业革命后的德国，是工业化与社会分工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是工业革命后女性更多地参与工作，没人照看孩子产生的需求。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化分工产生的现代学校，本身就含有带孩子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初期，很少有全职妈妈，都是夫妻双职工，由国家、企业办学校、办幼儿园，解决职工的后顾之忧。即便在今天，幼儿园也归教育部管，而不是归民政部管。这也表明，提供社会化、专业化的“带孩子”服务，是教育系统的责任。推而广之，只要孩子未成年需要监护人，那么，这个阶段的教育就一定程度上包含“带孩子”的责任。

第二，教育本身有巨大的外部性，作为教育的基础功能，看护孩子也同样有巨大的外部性。

现在职工上班时间是朝九晚五，有些甚至是996（即早上9点上班，晚上9点下班，周六还要加班），这群人创造着巨大的价值。但是，很多人由于家庭拖累，不得不把精力从工作中转移到家庭，这减小了他们劳动创造的价值，及其在社会中带动其他生产的能力。

解除社会青壮年劳动力的后顾之忧，是一件外部性极大的事情。既然照看孩子有巨大的正外部性，有关方面宜从整个社会效益角度，来承担这个责任。

▲东城区小学生在活动中 新京报记者 杜丁 李飞 摄影报道

发挥学校国有资产最大价值

第三，从合理利用国有资产的角度出发，不妨让公立学校等资源承担起该职能。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概念，那就是资本配上劳动，才能产生价值。资本价值越大，资产价值越高，配上的劳动力就应该越多，否则就会形成对资本的浪费。所以，设备的巨大价值，或者产品的重要性，往往会产生三班倒的劳动力安排。在一些纺织厂，采取三班倒的原因在于，设备非常昂贵，要给它配备最充分的劳动力，不停运作才能发挥天价资产的最大价值。而发电厂采取三班倒则在于，社会对电力的需求是持续的。可以说，学校的国有资产，同时符合这两个特点。

首先，公立学校的资产是昂贵的国有资产。公立学校的地是国家划拨的、教室是国家修的，各种设备是用国家财政的钱买的。其次，下午3点到7点，是社会对学校看护孩子的功能需求最旺盛的时间。但正是这样的国有资产，却在最需要承担社会分工、发挥资产作用、创造价值、创造社会效益的时候，大门一关，停止运行，空置起来。与此同时，学生被推向社会，另寻场地，来完成整个社会所需要的看护孩子的功能。这是对国有资产的巨大浪费。

所以，就应该给学校配备足够的人员来发挥学校国有资产的最大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当然，老师的劳动时间一定要符合劳动法，不能任意延长，但额外招聘专门的看护老师，负责正常教学时间之外的看护，是便于操作的。给国有资产配备足够的劳动，就能让学校的国有资产充分发挥作用。至于谁来付费，是财政还是家长，这都是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学校是照看孩子最佳选择

第四，学校有规模优势来完成这个事情，不但实际成本最低，社会成本也最低。

学校有最专业的人，最专业、最安全的场地与设施，有规模效应，是照看孩子、留置孩子的最佳选择，为什么还要在校外去找一些不那么专业的场地，不那么专业的人，来完成这个事情呢？从经济性角度，其他社会机构都难以有学校体系的规模效应，成本肯定也更高。

综上所述，是时候重提教育系统照看孩子这一社会分工下的本职了。当下，学校的作息时间与职工上班时间之间，始终存在一个错位。早上上学比上班早，下午放学比下班早，这种错位，已经产生了巨大的不便，让家长疲于奔命，还拖累老人接送孩子。

更深层次上看，这是社会资源匹配的巨大不协调。学校作为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更应该有大局观，以全社会的利益为重，以公众的需求为重，直面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