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脆弱儿童”批量出现！脱离生活的教育已经畸变

为什么他们被照护周全、衣食无忧，却容易陷入焦虑和压抑？为什么他们看上去成绩优秀、工作顺遂，却时常迷茫而缺少幸福感？面对“脆弱儿童”的批量出现，疑问在大众心中丛生，也令人看到了紧迫的真相：当教育生活被过滤成一纸成绩，复杂生活的挑战和意义被遮蔽，我们付出了全部心血培养的孩子，最终可能只是被娇惯坏的“巨婴”。

变味的依赖

“不会写的字请查字典，不要喊妈”“所有题目做完请认真检查，不要喊妈”“早起自觉洗漱后，打开衣柜找衣服穿，不要喊妈”……一位成都妈妈和儿子签订的“不要喊妈条约”，曾在网络上引起大批家长的共鸣。许多年轻的母亲表示，自己快被孩子的事事求助折磨崩溃，从早到晚都要听娃的“召唤”，令人身心俱疲。

子女对父母的依恋是天生的，但当依恋走向过度依赖，教育的结果便会畸变。从事幼教事业20年，北京汉德三维集团张家口贝乐儿童之家幼儿园园长杨彦红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怪现状”。一些孩子每天早上来园都要让家长抱，而且大多数来园时会哭闹，但是进班后会马上停止；在家时所有的事情都依赖家长来做，到了幼儿园也是旁观别人游戏，总是难以融入。“社会性发展本该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家长的包办代替致使孩子自理能力匮乏。孩子得不到锻炼和动脑的机会，遇到事情总是会手足无措。”对爱的定义陷入误区，剥夺了孩子成长的机会。

不仅如此，当孩子犯错后，包办型家长也习惯立刻冲到前线“灭火”。在杨彦红看来，为孩子的错误而隐瞒或者开脱，会导致孩子的是非观念模糊。长此以往，孩子犯错后的第一反应并非承认和改正错误，而是推脱责任。

与承担责任的契机失之交臂，随着年龄增长，负面效应愈发凸显。“一年级不会自主如厕、吃饭，三四年级不会洗衣服、梳头发，再大一点就容易比较自私，学习和行为习惯总比别人差，集体观念非常薄弱。”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城郊学校校长汪海清感叹。这些孩子并不“坏”，一旦被指出错误也能立刻改正，但下次再碰到类似情况，他们还是会“掉坑”。缺少担当的意识和能力，使得一些人即便成家立业也处处离不开父母帮衬，自我中心倾向严重、工作上责任感和公德心不足者也大有人在。

为何家长甘愿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将他们照看得密不透风？汪海清指出，应试教育的误导和剧场效应的焦虑传播，让许多家长将教育和升学、考试画上等号，而忽略了生活这一更加广阔丰富的教育维度。在他们眼中，分数是唯一的尺子，生活中的其他事项全部可以忽略和替代，投入在非知识学习的精力则被视为“不务正业”。

相较于几十年前，如今的孩子在学业方面的能力普遍增强，合作、交往、自我管理等生活能力却不进反退。对生活参与不足导致的能力阙如，想要弥补并不轻松。以劳动能力的培养为例，汪海清将3-12岁划定为关键期——无论是劳动观念的输入还是耐受度的训练，这一阶段的教育都更容易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一旦错过，挑战则呈几何级数增长。

以往，乡村因其在地资源被视为生活教育的良好土壤，乡村儿童的生活能力也较城市儿童优势鲜明，然而优势随着时间在缩减。对此汪海清深有体会：“生产力发展后，像我们这里耕种基本以机器作业为主，家长有闲有钱，更愿意让孩子一门心思念书。”于是孩子的生活成了两道“门”，“从家门出来就进了学校的门”。

当教育大环境具备了强烈的竞争色彩，派生出你追我赶的补课、不惜一切的择校，学校也从校际竞争的角度理解教育，教育生态只会陷入内卷的恶性循环。“人类的生产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智能时代到来，以知识中心主义建立的现代学校教育制度亟待打破。”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项贤明对记者表示，面对后工业社会的新挑战，未来教育的首要任务不是训练孩子承担生产线上工业机器人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要培养孩子成为创造者，从而为工业生产设计出创新的产品。“世界教育改革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已经触及班级授课制最基本的框架，而我们的很多学校和教师还蒙在鼓里。”

脆弱的心灵

对分数的竞逐启动了生活“勿扰模式”，破坏着孩子的心理支柱。同时，过度保护也将年轻的心灵引向脆弱的道路。

教育心理学著作《娇惯的心灵》中记录了一组数据：20世纪90年代中期，8岁以下的美国儿童每千人仅有4人对花生过敏，但到了2008年，过敏比例上升到千分之十四。对照研究呈现，5岁时测试花生过敏反应，从小与花生隔绝的孩子是规律性食用花生的孩子的5倍。两位作者继而探讨，美国青少年患抑郁症和焦虑症的比例大幅激增、自杀率急剧上升，其形成逻辑同花生过敏表现出的问题如出一辙：越是远离越是过敏，就像人体进化工程中的生物本能，学校和家庭营造“安全气囊”的办法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孩子们成为“脆弱的一代”。类似情况，在我国教育中同样存在。

项贤明曾引用来自经合组织（OECD）的数据来剖析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针对世界各地15岁学生的生活满意度与阅读成绩的调研显示，北京、上海等地孩子在PISA测试中阅读成绩比较好，但孩子的生活满意度很低。许多家长想不通：给孩子提供百般呵护、筛选孩子的朋友圈、将一切“危险”消灭在可控范围内，可为何孩子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得更加不理想？

“3岁后，大多数孩子进入喜欢与同龄或年纪相仿的伙伴一起游戏的阶段，但缺少了解真实生活和同伴交往教育的孩子，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不佳，也不懂得分享，很容易被拒绝和排挤，”杨彦红说，“孩子会感到孤单、难过、自卑，变得没有安全感。”缺少爱人能力的孩子往往难以获得亲缘以外的爱，这被杨彦红提示为需要警惕的信号：当孩子形成性格缺陷，处理事情容易偏激，面对压力难以自我消解，或者接受不了做错事后正常的批评与沟通，就容易做出极端行为。

我们担心孩子受伤，于是希冀伤害永不到来，却犯了一个创造“纯净水环境”的谬误——孩子的身心系统具有“反脆弱”的本能，但如果没有外部刺激去促发他们做出积极的回应，系统也会变得僵化和低效。特别是疫情后，线下社交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增多、居家生活变得更为单调，都让孩子和真实生活离得更远，显示出心理成长滞后而现实感薄弱。“心理成长不会平白无故发生，而是在主客观世界的反复互相作用中产生，怕磕怕碰、不接触各种各样的人，心灵怎么可能成长？”汪海清指出，心灵世界的单调，反过来也会制约知识学习：一些低年级孩子在完成数学作业时，无法理解“营业额”这样的概念，“其实孩子并不笨，而是因为从来没有参与过买卖经营的过程”。注重孩子主观认知和客观世界的联系，是教育者的职责所在，而复杂生活本身的价值亟须被足够重视。

“应该说，我们对生活教育的理解还是不够深入和清晰。”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到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项贤明认为，其可贵之处在于对生活和教育本质的准确把握——教育并非迈入学校才开始，而是从生命伊始、参与社会的过程就是在接受教育；教育不是为将来生活的预备，而是眼前儿童生活的过程。因此，生活教育的内涵相当广博，而目前很多教育工作者将其理解为在校内教育中增加关于生活的内容，实则是将生活教育的思想狭隘化。“这当然比读死书、死读书要更好。但无论是劳动教育还是社会教育，技能的习得是浅层的，其最大价值在于帮助孩子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中，架设起意义的桥梁，而不仅仅用于一次考试。很可惜，大部分人还没有看到。”项贤明坦言。

社会一方面要求培养自主独立的年轻人，另一方面过度呵护他们的意识又在增强，学校承受着压力，于是保守的安全主义占据了上风。有着多年带班经验的小学班主任胡文（化名）告诉记者，“保障在校时间孩子的安全”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一要务。即便课间10分钟，孩子们除去如厕，只能牢牢“钉”在教室内。

岔路丛生的探索

随着课改一轮轮推进，“回归生活”的口号被广泛喊响，实践效果却参差不齐。

大自然、大社会是活教材，对于幼教人来说，话语早已不陌生，不过社会生活类别的活动远不似自然活动般多姿多彩。杨彦红分析，幼儿园五大领域教育中，社会领域尽管包容广泛，但与其他领域活动容易互相渗透。如果做公开课，社会课程因其出彩面少、孩子的能力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等原因，更容易被教师刻意避开。采用少意味着欠缺深挖，相关教育研究和实践能力也就会弱。

以杨彦红的经验来审视，从日常衣食住行到精神文化，幼儿能接触的都是生活，教师要以幼儿生活为主，拓展他们的眼界和思维。“‘生活即教育’的意义是启发教师发现生活与课程中相连接的地方以及教育价值，开展活动设计，而不是让教师读课本或倾听关于生活的说明。”部分教育活动忽略了孩子的主体地位，比如打糍粑作为南方民俗，适合南方教师结合孩子生活实际体验进行资源开发，而一些北方教师却在艺术领域开展打糍粑的音乐课程。远离孩子生活熟悉的内容，自然无法引起共鸣，整个课程中孩子参与寥寥。“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待生活，孩子是做不了课堂的主人的。”

创设情境、开展活动是教师在生活教育活动中常用的方式，不过同质化、单一化成了实施中的问题。教育实践的有效性依赖于教师结合自身特点、本班实际学情等合理分析与设计教育目标，并能在应用中将计划科学落地，必要情况下还需把握预设与生成互相推动的时机。胡文承认，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一线教师仍是不小的挑战。她曾到外地参加项目式学习的交流活动，令她疑惑的是有的活动整体设计得热热闹闹，也有师生交流、生生互动的良好效果，但是仔细分析，学习的过程依然是为了知识的闭环，而非培养孩子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与活生生的生活现实相去甚远。

“教师要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任务绝不只是传授知识，你和学生在一起过着学校生活，对学生未来有重大的影响。”项贤明强调，教师的一言一行、待人接物对儿童都是教育，关键是要让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到愉快、发现学校生活是愉悦的，对自身所获得的发展充满信心和肯定。

试图扭转家长和学校的“唯分数”观念，诠释何为教育本质、强调生活教育的重要性恐怕很难见效，只能用政策撬动。项贤明的建议是真正从供需角度出发调整筛选人才的方式，通过高校录取制度改革让大学有机会根据自己的培养需求去选择，公开专业录取方案，来引导孩子慢慢找到特长和志趣，而非将考试作为唯一指标，把孩子变成选拔的副产品。一个人的素质表现在方方面面，并被纳入评价体系，如此，生活教育的不可缺席也会更加清晰地凸显。

在大洼区城郊学校，汪海清致力推广两项劳动教育内容。一项是洗衣服，要求家长不能帮助孩子在家清洗，而是孩子带到学校在教师指导监督下自己洗涤，光是设备投入就花了3万多块。另一项是做饭，从七年级开始，每个班周四在校做晚饭和用餐，学生们轮值“掌勺”，从10个必会菜品里选定菜谱，和教师们共同完成这顿集体晚餐。看上去有些“费力不讨好”，但汪海清的笑声里透露着坚持——他希望校园内有一方空间，让孩子们既动手又动脑，让他们在同伴互动中感受生命的价值，享受生活的乐趣，为未来独立从容地应对人生积聚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