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双减”现在改变的只是最表面、最皮毛的方面

“双减”的意义主要是一种破局，即打破了长期以来坚如磐石的应试教育和“五唯”评价。这给教育评价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号，就是要“改弦易辙”。但是“双减”现在改变的只是最表面、最皮毛的方面，即先把课外培训取消了，实际上是一个清理外围的工作。为什么现在很多人还是采取观望或者是不太放心的态度？主要就是因为我们的改革还没有进入核心区，或者说还没有进入实质性的层面。

这个实质性的层面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大的方面，就是把营利性的教育、干扰和课外培训等外围基本清扫了之后，解决公办教育内部的问题。“双减”现在只是在提供课后服务这个问题上开了个头，很多做法还值得探究。真正实质性的减负，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把课程课时数、教学的难度、教学的总量减下来。把教育系统工程比喻成一辆车的话，就是要把负载减下去。

简单来讲，学生和老师在校时间过长，这也应该属于减负的一个议题。在校学习时间是衡量教育品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一些国家，如德国、以色列、新加坡等，中小学都是上午上课、下午放假，其课内的教学时间不到中国的一半，但是照样很好地完成了基础教育的目标，而且还是科技强国、经济强国。

我们的小学生从三年级开始就有11门课，其中5门是考试的，有些家长的意见我很赞同，比如考试只考语数外三门就行了，道法和科学都是靠死记硬背的知识层面的考试，考不考重要性没那么大，但减少两门考试，学校的压力就小很多。另外，小学生开11门课是不是太多？实际上我们的负载不仅仅是课程，还有课程以外的各种各样进校园的教育内容、活动。我们给孩子施加、灌输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很清晰地认识到，要做素质教育必须做减法，必须把现有教育的负载负荷减掉1/3，甚至1/2。

大家觉得好像挺可怕，怎么能这么讲？其实国外已有先例：新加坡1998年就减了30%的基础教育课程，到了2005年又减了20%，相当于减掉了50%。道理并不复杂，小学生没必要这么早学那么多东西。小学生最重要的就是身心健康、有梦想等，而不是从小被当作一个知识机器接受很多东西。

这里面又涉及学习方法的问题。为什么国外的数学测验考试都可以使用计算器？这涉及非常根本的教育思想的改变。对于数学教育而言，国外主要是建立数学思维和用数学概念来解释或理解日常生活中的问题，而不是解题多快多准确，因为这些计算器早就解决了。而我们的教学还停留在手工计算时代，把速算、心算视为一种重要的技能。北京和上海小学一年级都有这么一道家庭作业：一分钟做对20道甚至30道20以内的加减法，不会从头再来。这还是要回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好的教育？把孩子训练成一个计算器，这是重要的吗？你算得再快、再准也不如计算器。知识记忆也是这样，记得再多也没有百度多。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时间精力，在儿童最重要的生命阶段去学呢？

因此，在外围初步清理和规范之后，减负必须要进入实质性的教育教学层面、课程层面等核心的区域。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关于考试的，尤其是中考和高考改革，正因为考试没有变化，所以家长不放心，焦虑也没有减少。

“双减”既需要霹雳手段，也需要绣花功夫。“绣花功夫”主要是指我们要做一些细致的工作，比如说课后服务究竟怎么提供。第一，要自愿，家里有能力、有学习条件的学生，没必要圈在学校里，要给他们自主权。第二，学校要在两个小时内满足学生各种课外学习的需求是勉为其难的。课后服务需要学校、家庭和社区三者合力，其中最重要的是社区，就是通过社会力量来提供一些活动空间、活动场所，用社区和社会治理来支持和培养一个学生。这是教育改革的一个理想，就是把教育变成全社会的事。社会上有很多机构、组织都具有这种热心和愿望。

对于大量的社会组织，包括素质类的培训机构，我们不应该把他们排除在外，而应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把他们引入学校教育。只不过涉及一些收费和管理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要实事求是，政府不要管得太多，比如到底一小时收20元还是30元，只要经过家长委员会或者家校合作委员会认可就可以了。

文｜杨东平（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