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出有意义的个人

尊敬的致极学院的新生，大家下午好！

非常高兴到现场来和大家见面交流，一进入学校，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致极对我而言，既陌生又熟悉。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一些创新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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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谈到教育的时候，首先感到的还是很不满意。前段时间有一段热传的网文，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写的。他讲了他接触到的当代大学生的7个特点。简单讲，就是迷茫、消沉、内卷、焦虑等等。大学如同高中，会考试，不会研究；高均值、低方差，学生之间比较雷同。很多在校大学生的一个困惑，就是到底是上学更重要，还是参加社会活动更重要，其实这完全看你怎么来认识学习，怎么来规划自己的学习，或者说重要性的认知是来源于你自己的内心。

前两年，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一位经济学教授，写过几篇类似的文章，说过类似的案例，他招收的几个中国博士生最后都离开他了。他说，有一个学生学习非常好，也已经学到第三年了，他的课题研究都已经很有眉目了，他本来一直认为这个学生可能是他最优秀的一个接班人。结果某一天学生跟他说，老师对不起，我要回国了。我说你干嘛要回国了？他说他妈妈给他找了个基金代理人的工作。陈志武非常震惊，因为考上耶鲁的研究生，而且学习那么好，怎么突然自己就完全放弃了？他说你到底自己喜不喜欢经济学？他说我也可以学，也可以不学，意思就是说怎样都无所谓。这是让陈教授非常痛心的一件事情。

后来他发现这种现象在美国并非个别，因为有好几个美国教授打电话向他请教，说他的中国学生已经开启研究了，已经领到课题经费了，但是突然变卦了，要走人等等。陈志武周围的一批美国教授，集中讨论的一个问题：今后到底招不招中国的研究生生、博士生？因为你没法判断这些中国留学生，到底对这个学科有没有兴趣，能不能走到底。因为对导师来说，申请到了一笔专用经费，而且找人来做研究，这个过程一旦中断的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最后陈志武的结论说，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些中国的留学生太相信他们的妈妈了。也就是说长到那么大了，他的所有判断，都是服从他的母亲，而他的母亲可能根本就没有上过大学，也不知道美国是什么样。但是他母亲给他做的规划和决定，他就欣然接受了。他说这个是非常可悲的！的确是非常可悲，一个人到了这个年龄，到了这个阶段，还不能自己做出自己的选择。

所以美国的大学教育，非常强调一个概念，也是我们致极学院的宗旨，叫做“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

“博雅教育”这个概念在中国，一直到90年代以后，才渐渐得到一些传播，但基本上只是挂个名，就是它的整个教学课程和学习生活，跟“博雅”基本还是无关的，而是把学科分成非常多的密集的专业，每个人只学其中很小的一段。实际上美国的博雅教育，主要是在本科阶段4年制的文理学院，所以我们致极学院，一开始就把博雅教育作为自己的一个追求，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博雅教育和专业教育，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你的教育目的，到底是培养一个全能的人，还是培养一个专家，简单的讲就是这么一个区别。所以在美国的大学，尽管这些年，由于教育越来越赚钱，分工越来越细，博雅教育也不像30年以前那么红火，但是传统还在。其实到了大学到底是干嘛来的？大家还是清楚的，因为如果你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学手艺的地方很多，不一定非要到大学，尤其是到名牌大学，这就是培养人和培养专家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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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文件，越来越多的表达，通常用“学习”两个字来取代教育。从联合国教科文的口号——“学会生存”开始，“学习”和“教育”，这两个是很不相同的概念。教育基本上是别人要求你来做的事，而学习是你自己想去做的事。所以大家如果理解到了这种区别，可能会更有利于我们走以后的道路。

那么对于学习而言，最重要的是好奇心！刚才陈志武教授关心的是学生对这个学科到底有没有兴趣，喜不喜欢？这个是规划不出来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然后在这种学习之中，另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有价值观，也就是说你为什么学习。在今天我们这个时代，社会价值正在变得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混乱，越来越碎片化，越是在这样的时候，价值观的教育就越重要。

美国有一个著名教授，是芝加哥大学的玛莎·努斯鲍姆，她写了一本书叫做《功利教育批判》，被翻译成了20多国的文字。她本人也两次被美国评为“百名影响社会的优秀知识分子”。她为什么要批判功利教育，或者说什么叫功利教育？“功利教育”就是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效益，把教育视为是国家经济增长、科技竞争以及个人谋利的一个工具，这种服务于经济增长的教育，使得我们的教育乃至人类文化陷于一种无声的危机。

她说现在各个国家，都希望培养高度实用的技能，追求短期效益，能够盈利的效益，而社会科学当中，这种最富有人文化的特征：想象力、创造力的特征、严谨的批判性思维等等，正在节节败退。她说有些政府官员大言不惭地表示，我们需要培养的是电焊工，而不是哲学家。这就是一个教育的悲剧。

努斯鲍姆教授特别归纳了功利教育的几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强调经济增长和群体利益，经济增长高于一切，同时忽略公平分配的价值，认为分配的意义没有那么大，模糊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因为是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它看重的主要是集体，而民主是建立在对每个个人的尊重上的。

第二个是抵制历史教育，尤其是批判性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在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教育与培养技术精湛、顺从听话，又习惯集体思考的学生，这些所谓的文明国家，不去思考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民族主义观念造成的危害。在技术主宰一切的影响下，道德理想变得越来越麻木。

第三个，是努斯鲍姆帮我们总结的，这个特点很奇怪，反对人文和艺术教育。反对的理由很直接，就是认为文学和艺术，似乎不能为个人和国家带来经济上的进步。但是这个作者说，大量的实验证明，音乐和艺术能够培养社会共同体，能够培养卓越，能够培养一种广义的公民身份感。这都是我们很容易认识的。

所以为经济增长服务的教育，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旧模式，它抹杀了人的目标，所以努斯鲍姆说，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公民素质。不仅仅是培养各类职业的人，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出使自己的生活有意义的人。她把有意义的个人，作为对人的培养的更为重要的目标。

我觉得这话很有意思，我们很少听到这样子的表达——有意义的个人。因为我们过去只是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区分，就像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我们要培养的首先是未来的丈夫和妻子，父亲和母亲，而不是工程师和医生。那么努斯鲍姆帮我们做了另外一重区分，有意义的个人，也就是丈夫和母亲，必须是有自己的内心价值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

在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了一个研究报告，名字叫《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它也是针对全社会性的、全球性的教育国家化、功利化而提出来的。它认为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在教育和学习方面，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它说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获取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

实际上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它非常明确地批判人力资本理论。我们知道7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的人力资本理论，它对于近几十年的教育，起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但是它的副作用，就是过于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而忽略了教育其他方面的功能。以至于教育越来越成为国家，或者个人谋利的一个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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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第三个我想讲的概念是迎接不确定性的挑战。因为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谈——面向未来的教育，未来的教育或者面向未来，最大的特点是不确定性。经过了这次疫情的冲击，我们每个人都深刻地感到了这一点。

莫兰所看到的不确定性的，他分析了几个原因，第一个是科学范式的问题。从牛顿时代以来，那种以分析为主的还原论、因果关系、决定论等传统的科学方法和思维范式，导致整体性的复杂的问题，被像红肠一样一段一段切开，成为超级专家的盘中餐。也就是我们的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就是还原式的，重视因果关系决定论，所以把被复杂关系的认识，就被虚化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还原论的研究，局限于可测定、可量化、可形式化的东西，然而现实的生命，现实的生活，绝大多数是不能够被数学化或形式化的。莫兰说这个先例就是经济学，他说最具经济精确性、形式化和抽样化的经济学领域，不仅专家难以在经济预测上意见一致，其预测又经常是错误的，更不用说完全无力预测和防范，如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

经济学因此成为数学上最先进，和人文最落后的学科。因为它拒绝面对复杂性，将经济活动简化再简化，定量再定量，因为它不能思考无法量化的东西。所以哈耶克说，没有一个仅仅是经济学家的人，可以成为大经济学家，而且一个只是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会变得有害无益，甚至构成一种真正的威胁。

基于上述的特点，莫兰认为，目前我们整个的，社会科学的范式、研究都是弱智的，就是我们文明的范式是落后的。他说20世纪所有的重大事件，包括世界大战，苏维埃革命，柏林墙的倒塌，南斯拉夫战争等等。今天我们处于黑夜和浓雾之中，没有人能够预言明天。

结论是，“知识既未使我们变得更加优秀，也未使我们变得更加幸福”。我们面临的是随机性和偶然性、非线性、自发性、混沌等新特征，需要学会“在散布着确定性的岛屿与不确定性的海洋中航行。” 没有历史的“规律”，没有被允诺的进步，我们手中并没有历史进步的遥控器。

莫兰这话说得真好，但是他说哲学家的方案，并不是寻找一个现成的标准答案。因为一个真正的发现之旅，不是寻找新的土地，而是获得新的目光。

新的目光就是要应对不确定性的挑战。莫兰做出了一些具体的规划，但他的目标，就是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目标，是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构造得益的头脑是针对充满知识的头脑而言，过去我们很多时候的教育只是为了填充人的知识，而不是构造得宜的头脑。

一个构造得宜的头脑会具有哪些特征呢？首先就是明智的思维，以及质疑的精神，就是刚才讲的批判性思维是第一位的。其次是形成恰切的认识，就是连接知识的能力。你能够把各种局部的片段的，零散的事件建立起它们自己的联系，它叫做把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这种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是迎战不确定性最主要的能力，是对教育的“绝对要求”。这是法国哲学家莫兰的提法，迎接不确定性，最主要的能力是将知识整体化的能力。

要形成这种整体化的知识，需要教育过程的生态化，也就是刚才讲的，把我们现在像切红肠一样的知识教育，构建成一种生态化的教育，将事件、信息、知识放置在其特定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自然环境的联系之中，对局部问题进行整体的思考，对整体问题也进行局部的思考。

那么基于这种追求，莫兰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教育目标——保护人文文化，包括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等。人文文化是一种总体文化，承载蕴含的是一种人类精神，应用于各种特殊场合的一般智能，所以应该完全恢复文学的全能。而历史学要起一个关键的作用。也就是说，刚才讲的，把这种零散的，片面的，局部的概念、事实连接起来。靠什么来连接？就是靠这种总体化的知识。它的桥梁和粘合剂就是人文文化，所以要善于以审美的方式看待世界。

那么具体的教育的生态化，我觉得有两个特点是可以考虑的：一个是“在地化”，也就是说与你当下的生活联系；第二个是“在人化”，这是造的一个词，也就是说人本位的，与人的命运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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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迎战不确定性，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教育的主题。我所在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我们对创新教育的关注，比较多的是在农村教育和小学教育，我们看到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小微学校，有的只有几十个学生。

像广元的范家小学，贵州的田字格学校等。田字格学校提出了一个特别好的口号：“努力做一个精致的利他主义者”。还有就是上海久牵志愿者服务社，创始人张轶超将久牵的三个学生送到了致极学院。

张轶超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面对各种知识、观念、价值思想冲突碰撞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问：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我为何要学习？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构建了一套3个类别6种能力的评估体系。那么这种教育的核心概念都是指，就像康德所说的，当你真正成为一个自觉的伦理实践者时，你便是在为世界创造领导者。因此让每个孩子，都自觉地成为自身和人类的领导者，是我们教育的宗旨。

我想讲的就是这些，我非常希望看到致极学院，从小到大成为一个富有特色的，渐渐为我们贡献优秀的人才和远大理想的学院，弥补我们高等教育的缺失。谢谢！

本文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名誉理事长杨东平在致极学院2022级开学典礼上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