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培养“天才”，还想做什么？4所顶级高校“精英班”揭秘

本科期间四大力学全部满分的传奇人物庄小威、石墨烯“天才少年”曹原、荣耀董事长万飚、寒武纪公司CEO陈天石……他们都来自中国科大少年班。

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交大ACM班，迄今培养的毕业生中，在国内外获得教职的已有至少25人。同时还产生了亚马逊资深首席科学家、字节AI lab总监等业界大牛。

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创建于2009年，最早的一批学生刚博士毕业不久，但已有同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

第一届30名学生，平均每位学生在校期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CCF的A类论文。这是成立于2017年的北大图灵班。

这些精英班到底有何特别之处？为学生提供了怎样的优质教育？其培养效果究竟如何？又是否有违“教育公平”原则、未来该如何发展？

围绕这些问题，在《国家科学评论》（NSR）编委、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计算机系主任胡振江的主持下，北京大学图灵班、清华大学钱学森力学班、中国科大少年班，以及上海交大ACM班的一线教育工作者齐聚一堂，进行了充分的交流与探讨。

各班的创建初衷

胡振江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计算机系主任、NSR编委

胡振江：

感谢各位老师在百忙之中参加《国家科学评论》“中国高校精英班教育”论坛。首先请各位老师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参与管理的“精英班”，它们分别是怎样创建的，当时的初衷是什么？

陈宝权 

北京大学前沿计算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大图灵班）

陈宝权：

北大图灵班比较年轻，是图灵奖得主John Hopcroft教授受聘北大之后，在2017年成立的。当年，我们在大二学生中选拔了30名学生组成这个班级。之后选拔的方式和人数略有调整，目前主要是从大一新生中选拔，包括竞赛生和在高考中名列前茅的考生，此外也有少数学生，会在大二的时候二次选拔进来。

John对于计算机学科的本科教育有很多想法和理念，但是由于本科教育特别重要，要对其中的课程设置、培养方案进行修改，涉及的因素非常多，不能轻易去做改变，John设立图灵班的初衷不是为了少数学生的“精英教育”，是希望把图灵班作为一个试点，先在小范围内进行探索和尝试。John多次说过，他希望能把图灵班探索出来的一些培养方式方法推广到所有计算机专业学生的本科教育中去。

张铭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ACM SIGCSE China主席

张铭：

我补充一下。其实在图灵班创立之前，北大信息学院已经开设了“实验班”和“拔尖班”。

北大在2003年左右开始招收计算机学科的竞赛生，这之后我们在教学中发现，竞赛生和普招生在计算机基础方面差距很大。当时计算机在中国的普及程度还不是很高，许多普通学生在中学阶段还几乎没有接触过计算机，所以我们在低年级开设的计算机课程也都比较基础。对于竞赛生来说，来上这些课程其实有一点浪费时间，他们是吃不饱的；而对于普招上来的学生，和竞赛生一起上课又觉得压力很大。

所以在2006学年，信息学院组织几名教学一线的老师到香港去考察。我们看到香港的学校里有honor class的设置，所以回到北大之后，我们在2007年开设了“实验班”。最初开设的是“计算概论”和“数据结构和算法”两门课程的实验班，每个班有20人左右，之后又相继开设了其他课程的实验班。

后来在2011年左右，教育部推出了基础学科的拔尖创新人才计划，全国17所大学和5个学科参与试点。在这个项目的经费支持下，我们设置了拔尖班，在原有系列实验班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科研指导环节，并且能够为实验班和拔尖班的学生提供更好的条件。比如，我们开始带学生到美国的高校访问，支持他们参加国际会议，让他们能更早地拥有国际视野、接触前沿科学问题。

俞勇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ACM班创始人（上海交大ACM班）

俞勇：

我从1986年开始在上海交大任教。在接触学生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很多问题，也做了一些思考。1996年ACM比赛进入中国，交大是最早参加这个比赛的中国高校之一。我在比赛中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同时也开始酝酿，是不是能把比赛作为一个契机，做一个特殊的班级，尝试用我的一些理念来培养学生。2002年，交大在ACM比赛中夺得了世界冠军，我就借这个机会向学校提出申请，成立了ACM班。

ACM班是以竞赛为契机成立的，但它绝不是一个“奥数班”，我们的宗旨是培养计算机科学家。中国有很多学生在各类竞赛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我们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却很少。我希望能够去做一些尝试和探索。后来，John在2011年底来到交大，又提高了我们教学中的国际化程度。

陈常青

清华大学航天航空学院教授、工程力学系主任（清华钱班）

陈常青：

清华的钱学森力学班是在2009年正式成立的。当时，清华已经有数理基科班和计算机类的“姚班”，但还没有工科类的创新实验班。校内有8个工科院系形成共识，即力学是工科类专业的基础学科，在学生后期的工作和研究中不可或缺，所以大家积极参与了钱班的筹建和后期建设，郑泉水老师一直是钱班的首席教授。

钱班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创新型的人才。在当今时代，学生要单纯的获取知识是比较容易的，但要拥有创新思维、有能力去创造新的知识，还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能通过课程和培养方案的设置，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精深学习，引导他们开展创新性研究。

李震宇 

中国科大少年班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国科大少年班）

李震宇：

中科大少年班的情况可能和前面几个班级都不太一样，我们的历史比较长，而且不是针对某一个专业的“精英班”。中科大少年班成立于1978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国的科技人才出现了一定的断层。当时有人向中科院举荐年轻人才，在国家和中科院的推动下，中科大创建了少年班，招收和特别培养这些年纪比普通大学生更小一些的学生。

少年班一直以来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因材施教。中国的人口基数很大，存在一小部分学生，读完高三再进入大学并不是最优选择，如果他们能更早一些进入大学，可以得到更适合自己的教育和发展。少年班就是给这些学生提供一个机会，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培养。

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只有一个少年班，而是在2008年，基于少年班成立了少年班学院。学院里包含三类班级，分别是传统意义上的少年班、招收高二学生但没有特殊年龄限制的“创新试点班”，以及从普招学生中选拔出来的“教改试点班”，也叫“00班”。少年班学院在学校里承担着两方面的功能，一是培养拔尖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教学改革的实验田。比如大学生研究计划、自由选择专业等做法，都是先在少年班做起来，然后再向全校推广的。

除了少年班学院以外，科大也有一些针对特定学科的“英才班”，一般是跟中科院的院所合作的，比如说我们的数学英才班是跟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一起办的，物理英才班是跟物理所合作的。最开始，这两个班是放在少年班学院来办的，但是后来我们意识到，由各个学院来办这些专业的班级会更加合适。

办学措施与办学成果

胡振江：

谢谢各位。下面请大家分别介绍一下这些班级的办学措施，以及这些年的主要办学成果。

李震宇：

少年班的学生在入学时是不分专业的。在大一，我们一方面对他们的数理基础进行强化训练，另一方面也通过“科学技术与工程导论”等课程，让他们对各个专业有更多的了解，可以在大二选专业的时候更加理性。为了配合这种晚一年选专业的教学模式，我们也对许多基础课程进行了重新梳理，编制了符合需求的分层次教材。

我们少年班的一个理念是“自由、自主、自信”。我们为学生提供足够的自由度，鼓励他们自主探索感兴趣的课程和专业方向，希望能帮助他们重新构建自身的自信体系。在中学阶段，他们的自信常常来源于成绩，但是这种自信是很脆弱的，只有真正了解到自身的特长、优势，以及兴趣方向，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自信，而这是会让学生们终身受益的。

少年班学院在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方面是有优势的。因为你身边的同学最终会选择不同的研究方向，而你可以通过他们，对许多学科都有接触。这样，在将来需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转向不同研究方向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非常自然、没有心理负担。而且，现在少年班学院中有一个“交叉学科英才班”，我们会帮助这个班的每一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培养方案，他们可以根据自身兴趣去选择多个专业的课程。而且他们的学制也是弹性的，可以4年毕业，也可以5年毕业。

在办学成果方面，科大少年班确实培养出了不少优秀人才。在学术界，我们统计过，科大整体是“千生一院士”，平均一千个毕业生里会出一个院士，这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的院士，也包括国外科学院的院士，而在少年班，这个比例大概是千分之五。

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比如本科期间四大力学全部满分的传奇人物庄小威，都是科大少年班的学生。在年轻一代中，我们也培养了陈云霁、曹原等优秀的学术人才——曹原目前在MIT做博士后，他在魔角石墨烯领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而在工业界，我们也培养出了荣耀董事长万飚、寒武纪公司CEO陈天石等优秀人才。

陈宝权：

图灵班是针对计算机学科学生的，我们的培养方法力求满足这个学科的需求，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我们注重数理基础，因为计算机学科对此非常依赖，而北大在这方面也有非常好的资源。我们在课程设置、课程难度等方面都做了一些调整，努力帮学生把基础打扎实。

第二点，计算机也是非常注重实践的学科，不能只靠课堂传授。所以我们给大二学生开设了“科研实践”课程，分两个学期来上。这门课程中，一方面我们会讲授基本的科研方法、科研道德，以及向学生介绍计算机领域的各个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给学生提供科研实践的机会，每位学生可以选择三位老师，分别去他们的实验室进行“科研轮转”，在每个实验室进行六个星期左右的学习和实践，近距离地接触实验室、了解各个研究方向。

我们的导师队伍大约有六十人，每年会有一定的调整，这些老师不只来自信息学院，也来自全校其他院系，如数学学院，甚至包括部分校外的老师，基本涵盖了计算机领域的各个方向。在轮转期间，我们要求这些老师不要太快地和学生绑定，要给学生充分的自由选择的权利。而在轮转结束之后，学生会选择某一个实验室，开展较长期的研究项目。

在大三结束之后的暑期，图灵班的学生还会有出国实习的机会，通常是在国内导师的帮助下，联系海外的导师。有部分学生会在暑期结束之后继续留在国外，再进行一个学期左右的研究。

在管理方面，我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每个月开一次会，群策群力地来商讨图灵班各方面的事务。此外还成立了一个John Hopcroft基金，接受社会的捐赠，用于图灵班的部分需求。与国家拨款相比，这个基金的使用相对灵活，在资助学生的科研活动方面起到资金补充的作用。

图灵班比较年轻，刚刚毕业了两届，所以在教学成果方面，我们还只能看到学生在校期间的成果，以及他们毕业之后的去向。比如第一届30名学生，平均下来每位学生在校期间作为第一作者发表了一篇CCF的A类论文，其中有多个本科生作为一作发表领域内顶级论文的突破，更有同学获得了理论界顶会的最佳论文奖。

从毕业后的去向来看，几乎所有同学都选择继续深造，有越来越多的学生留在北大读博士，剩下的大部分都是去国外优秀大学读博士，少数硕士。从这些基本的数字看来，图灵班在培养未来优秀学者方面还是成效显著的。

张铭：

我补充一点图灵班以前的北京大学计算机类实验班的情况。在2007年开设实验班之前，04、05、06级同学中，在毕业后继续读博士的大概每年只有不到十个人，之后继续从事科学研究，在高校获得教职的每年只有一两个人。而从2007级开始，这个数字大幅度上升，大部分同学都会继续深造，仅2007级学生中，就有6名毕业生在国内和国外的高校获得了教职。从这个数据中可以看出，实验班的设立在培养科研人才方面是非常成功的。

俞勇：

ACM班是计算机特班，目标是培养科学家，所以我们很注重数学、物理等基础课程，这方面的要求相当高。在专业课程中，我们会通过各种小作业、大作业来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

我们的学生通常是在大二暑假开始进入实验室的。我不主张学生在一年级就进实验室，因为有些大一新生编程能力很强，但是对真正的科研还没有太多概念，太早进实验室就很容易被当作“码农”，而不利于他们长远的发展。

从大三暑假开始，我们的学生也会出国实习。最初是通过John联系康奈尔大学，并把学生送去暑期实习，但现在都是学生在老师的帮助下自由申请。这对他们也是一个锻炼，为将来申请出国深造积累经验。

另外我想强调的一点是，我的培养理念是先做人后做学问，所以我非常看中对学生思想方面的教育和培养。现在很多学生在刚进大学的时候是比较迷茫的，交大的学生也一样，他们不了解自己所选的专业，也不知道大一的基础课程与专业之间是什么关系，这样就很容易浪费掉一两年的时间。我为解决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希望让学生们尽快了解和认同自己的专业，从而自主、积极地投入到学习和研究中去。

此外，我们还开设了一门叫“学子讲坛”的课程，从大一到大二，总共四个学期。这门课由学生主讲，老师进行点评和提问。在内容方面，我要求他们尽量不要讲专业的内容，这门课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而是要让学生们彼此交流思想，从而培养这些理工科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自信心。

在成果方面，ACM班的深造率是非常高的，在95%以上，而且基本都是去国外。在疫情之前，每年留在国内的只有一两个。我希望他们出去看看，因为我认为一个现代化、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不只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也要了解世界主流文化。出过国再回来的人，会有不一样的国际视野。事实上这几年里，已经有不少出国留学的学生回国，进入国内的学术界和工业界（创业）。

到目前为止，ACM班的毕业生中，在国内、国外获得教职的已经有至少25人。在工业界，我们培养出了亚马逊的资深首席科学家、头条AI lab的总监；第四范式、流利说、触宝等科技公司也都是ACM班的学生参与创立的。经过将近20年的时间，ACM班已经有了比较好的积累，许多校友都开始反过来为我们提供资源和帮助，可以说我们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的阶段。

陈常青：

钱班也有许多类似的做法。这些年中，我们在调动学生主动学习和研究的积极性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清华一直都有SRT（Student Research Training）课程的传统，这门课程就是学生选择感兴趣的老师和科研项目，接受基础的科研训练。但是之前往往或者是课题深度不够，或者是学生的主动参与程度不够，效果不是很理想。但是在钱班，我们要求学生在大一、大二期间，必须要认真做1到2个SRT项目。

之后，还可以去做更高级的ORIC (Open Research for Innovative Challenges)项目。ORIC与SRT最大的区别是，选题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方向自己确定的，然后再找合适的指导老师，学生的主动性也就更强。和图灵班类似，我们的导师队伍也很广，不只是合作的8个工科院系，也包括校内其他专业和一些其他学校的老师。在完成这些基础科研训练之后，我们支持和鼓励钱班的学生出国研学。学生自主选择国外的导师，由钱班的老师帮助筛选和确认后，再由学生自由申请。

在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方面，我们也开设了一些课程，比如在低年级的一门课程中，郑泉水老师邀请各个领域的专家来为学生们介绍各种知识，从音乐到类脑计划，全方位拓展学生的视野。

成果方面，钱班的学生在本科期间，近几年大约每两个人会发表一篇论文，部分论文发表在综合类著名期刊和学科的旗舰期刊上。经过这些年的积累，清华校内的院系，以及许多国外的高校都已经对钱班学生的质量有一定的认可，非常愿意接收这些学生继续深造。

钱班创建于2009年，最早的一批学生刚刚博士毕业不久，但已经有同学在学术上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当然长期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评估。而且经过这些年的发展，钱班已经不只是力学专业的实验班，而是一个专业范围更广的工科基础班。目前，我们希望将钱班的经验拓展到更大的范围，培养更多的高水平人才。

不过在钱班的教学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我们招收进来的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但是每年总有少数学生会丧失学习兴趣，无法跟上钱班的进度，在二、三年级被分流出去。这些学生分流去各个院系之后，有些会取得很好的成绩，有些却依然很消沉。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胡振江：

谢谢各位老师的介绍。我想请张铭老师来介绍一下，国外高校的“精英班”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做法？

张铭：

西方国家的精英教育历史非常悠久，从中小学到大学都有，最早出现在欧洲，后来又沿袭到美国。在美国的高校里，honor education的精英培养计划一直是一面重要的旗帜，许多优秀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都是由honor class培养出来的。比如，斯隆奖以及其他青年科学家奖项的获得者，几乎全部都来自于honor class。

美国的honor class有几个主要的措施，一是导师制，为学生配备一对一的导师，二是小班教学，三是个性化培养，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的课程和科研计划。中国的精英班基本沿袭了这几种做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还需要特别强调国际化，为中国的学生提供国际视野，接触国际前沿的项目。

此外，我最近参与撰写完成了《计算课程体系规范2020》，这是ACM和IEEE的计算机教育专家每15年联合制定的一个教学规范，是全球计算教育的重要指南，前一版本是ACM/IEEE CC2005。

其中没有特别强调精英教育，但是强调了一个“胜任力模型”，这个模型中，胜任力由三个方面组成：knowledge、skill、disposition，知识、能力和品行。而且他们特别强调品行，也就类似于俞老师所说的思想教育，是对学生素质和品格的培养，为他们的终身可持续学习提供支持。

精英班破坏教育公平？

胡振江：

谢谢各位老师。下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普通班和精英班之间的关系？开设精英班是否是某种意义上的“教育不公平”？

陈常青：

首先我认为“精英”这两个字可能不太合适，因为这些班级的目的不只是培养尖子生，而且精英本身也很难定义。事实上，钱班起到了一个教育改革先行者的作用。这些特别设置的班级是在摸索教育范式改革的方法，许多措施会拓展到普通班级里去。

从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看，钱班在设立之初确实拿到了许多普通班级没有的教育资源，但是现在，包括强基计划等在内，学校里的各种计划、措施越来越多，已经有很多学生能够享受到与钱班类似的资源。我相信再过10到20年，中国的高等教育方式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其中的许多具体措施都将来源于这些特殊班级的摸索。

张铭：

精英班探索出来的许多措施确实是可以辐射到普通学生中去的。比如在北大信息学院，我们就将导师制普及到了所有学生，每名学生都有自己的导师，有机会接受科研指导。我带的一名学生就取得了不错的科研成果，从而在大二被二次选拔补进图灵班。

此外我想说，高考本身就是一个区别性、选拔性的考试，目的是将学生分流到适合自己的高校和专业中去。当然，如果我们能像美国一样，有更加充足的教育资源，有几十所甚至上百所学校都非常不错，那么我们肯定可以更好地分配资源，让更多学生得到高品质、个性化的教育。

李震宇：

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讲这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因材施教是最大的公平。按照同一个模式来教育所有人，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如果我们按照同样的课程来教育所有学生，优秀的学生吃不饱、另一些学生跟不上，这对于他们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另外从资源的角度来说，在我国的许多高校，教育资源相对充足，具备创办精英班的条件。精英班的资源也可以在更大范围共享，比如我们少年班学院在B站共享的精品课视频在国内高校和高中学生中获得了广泛传播。

在美国，这类班级叫做honor class，或者说“荣誉班”，我认为这个名称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从这些班级毕业的学生确实会拥有一种荣誉感，自然而然地提高对自身的要求，从而更好地发挥自身潜力。

另外，科大也在将少年班学院的一些做法进行调整，然后扩展到普通学生中去。比如，少年班的学生可以在大二才选专业，而对于所有学生，我们都会在大一结束时提供一个换专业的机会，给与大家一定的自主选择权。

俞勇：

在大学中，学生之间确实是差异化的，因此有差异地去按需培养不同的学生，其实是对所有人的公平。如果为了追求公平，而不能激发出某些学生的潜力，将他们培养成优秀的人才，这可以说是教育的悲剧。

另一方面，精英班对于普通班的影响其实是水到渠成的，普通班的学生看到精英班的做法，自然会去效仿。比如在交大，ACM班创立以后，不只本身的出国深造率很高，也带动了整个专业的出国率。

陈宝权：

我认为教育需要公平，但是做不到绝对的“均等”。好的高等教育就应该是因材施教的，是个性化的，而个性化的教育就不太可能是简单的一碗水端平。比如说，如果一名学生对量子计算机感兴趣，而我们要去个性化地培养他，那么所需要投入的资源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也同意刚刚几位老师的说法，精英班是一种探索，而且它探索的就是教育的个性化培养模式。事实上所有的学生都是需要个性化培养的，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进一步向外扩展，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都能得到个性化的、因材施教式的培养。比如刚刚陈常青老师提到，钱班有少数学生不能跟上进度、会被分流掉，这样的情况图灵班也有，不过图灵班目前没有分流机制，但如何给这些不适应的学生提供更合适的培养环境，是接下来我们都需要探讨的。

发展方向

胡振江：

感谢各位的精彩讨论。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是，您认为中国高校的精英班教育目前存在哪些问题？未来应该如何发展？

陈宝权：

我认为在未来，精英班的教育应该更加柔性化。目前我们的这些精英班，通常是针对某一个学生群体，全方位地给学生提供最优质的资源、体系完整的培养方案。

但是在将来，尤其是在将精英班的教育方法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我们将优质资源拆开来，比如一批特色课程、特色科研项目、访学交流等，学生可以根据其个人兴趣特点，选择某个特色培养项目或者几个的组合，我认为这种柔性化的培养方式将会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另外，从我个人的观察来看，我认为优秀的教师是第一位的。没有优秀的教师，我们把培养体系设置得再好，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所谓优秀的教师，不只是学术能力优秀，而且要对教育有热情，有先进的教育理念，并且愿意投入精力，用心去教导学生。只有具备了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教育工作者，才能不断碰撞产生新的教育思路，提出新的方案，不断提高教育水平。

陈常青：

我最希望的是，我们未来能够把精英班的经验推广，让更多的同学受益。今天参与讨论的几所高校，都是中国最优秀的大学，这些大学的所有学生其实都称得上是“精英”，都应当得到更好的个性化的教育。在深圳创办的零一学院，也是希望让这些经验走出钱班、走出清华、走向全国。我们国家的发展需要许许多多的人才，不是仅靠几个小规模的精英班就能满足的。

李震宇：

我注意到，少年班学院跟其他几个班级是两种不同的模式，我们是宽口径的教育，而你们是针对特定专业的教育。这二者各有各的优势，我们未来或许应该思考，如何将二者的优势结合起来，如何让学生既能获得宽口径、跨学科的基础培养，又能在特定的领域中深入钻研，发展成才。这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探索。

俞勇：

在精英班的教育中，我认为还应该更仔细地思考，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是为谁服务的，思考如何教育我们的学生，才能让他们在毕业之后愿意回到中国，回报培养了他们的国家和社会。另一方面，我也同意师资力量的重要性，至少在交大，我们还需要更多顶级的老师，才能培养出顶级的学生。最后，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交流很有必要，我们可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希望将来还有更多深入交流的机会。

张铭：

精英教育要继续可持续的发展，我认为需要更充分地整合和利用各种资源，包括国家政策、教师资源，以及国内外的校友资源等。而且，不同高校之间的资源也可以相互整合，才能形成一个更加广阔和良性的培养人才的生态体系。

胡振江：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真知灼见，既分享了各自的经验和特色，也讨论了精英班与普通班之间的关系，以及个性化精英教育未来的发展和拓展方向。我相信这些讨论可以为相关的从业者提供很好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