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究竟做了什么 让被欺凌的你失去求助愿望

很多指导性文章从现实操作层面谈如何预防校园霸凌，如何寻求帮助，这次，我们不妨从另一角度，观照霸凌受害者的家庭环境和他们的成长历程——那是不为人直接了解的另一面。兼论施暴者的心态。

我想，世间并没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霸凌受害者”，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天生软弱，所谓“不敢反抗”恐怕只是一种结果，而不是遭致霸凌的原因。而“不敢反抗”，在很大程度上与其成长环境中的家庭功能息息相关。

这里所说的家庭功能，是指在其成长过程中，父母是否曾经担负起保护孩子的职责，能否有足够的关爱与信任去填充孩子的弱小心灵，是否有足够的内心力量去帮助孩子抵抗伤害。

曾经有一位来访者对我说，小时候他被同学打，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的做法是带着他找到欺负他的同学，要求他“当面打回去”。

来访者说，他根本不敢动手，他很清楚自己根本打不过，回想起来，面对母亲、面对欺负他的人，那一刻他感受到的是“一种深深的羞耻”。自此以后，受到同学的欺凌，他选择了不再告诉父母。

孩子遭到欺负后，能否信任父母，是问题的关键。包括：他能否毫无保留地确信父母明白自己正在经受侵害；能否理解自己正在经历屈辱和痛苦；能否以有效的手段保护自己，免遭继续伤害……这种信任，绝非来源于父母的一遍遍承诺，甚至也不是某次霸凌事件发生后父母的表现，而是来自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甚至完全源于与霸凌无关的生活事件。

在孩子的日常生活里，父母会兑现自己的承诺吗？父母能体会孩子摔倒后的惊慌和疼痛吗？父母愿意倾听孩子表达那些微小的生活愿望吗……恰恰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件，构筑了孩子的信任与信心。

如果父母一而再、再而三地“言而无信”，如果孩子遭遇挫折，父母只是一味指责孩子自己做得太差，如果父母常常没有耐心听孩子倾诉他的小小心愿，那么信任就是奢谈。

影片中，少女陈念在暴力面前表现出的极度无力，或许与她的家庭背景有着直接联系。影片没有交待她的父亲去向何处，而相依为命的母亲也常常缺席她的生活。同时，母亲的处境可能比陈念更为困难，因而她不仅没有机会得到母亲的保护，反而要在担惊受怕中去尽力保护母亲。

从这个角度说，她不仅缺乏孩子成长需要的安全环境，还不得不以一个“孩童之身”去承担照顾母亲的成年人的责任，在自己备感绝望时还要给母亲建立生存的信心。她太难了。

青春期孩子，其成长压力不仅来自家庭与社会环境，成长中生理和心理的剧烈变化也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剧中陈念和警官的对话里，充满了青春期的慌张与恐惧，她说：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做一个成年人。像陈念这样的孩子，缺乏支持，长期的生活磨难使他们无法真正相信自己可以获得来自他人的帮助。

陈念因胡小碟的自杀，以及自己所受到的欺凌，在恐惧、愤怒和内疚的驱使下，鼓足勇气报警；可是结果却是她始料未及，更无法理解的：老师离职，施暴者因为未成年而免于惩罚。此刻，没有人来安慰受害者：“这一切并不是你的错。不该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班主任临走前，说陈念没有做错什么，虽然语气那么不坚定，但他的话还是让陈念记在了笔记本上。她非常珍惜这些话，好怕这些话会随着老师离去而消失。

校园霸凌中，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围观者”对受害者的冷漠。胡小碟纵身一跃，场面惨烈，而大部分同学以看热闹的心情用手机拍照，甚至施暴者在接受警察询问时冷漠地说：“觉得她死了挺好，可以得到一笔钱，这大概是她即便上了大学，毕业了也赚不到的。”冷漠与施暴，恐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

电影较为清晰地呈现了校园霸凌施暴者的基本样态。施暴者的内核是恐惧。剧中魏莱会因小北的暴力警告而表现出极度恐惧，会因警察、父母等这类权威形象的出现而胆战心惊，从耀武扬威秒变怂货，这种反应并非虚构的艺术加工，而是施暴者们内在世界的真实表现。

虽然剧中没有明确地交待魏莱的成长历程，但从这个角色身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他内心的恐惧、自我的渺小和脆弱，施暴者们为了赶走其内心的这些糟糕体验，往往会将其内心的脆弱投射出去，或者以冷漠去隔离内心恐惧，以施暴去控制他人，借此获得一点力量感。

心理学家的研究认为，当一个孩子在其生命的很多方面都感受到无力时，便会紧抓着自己仅有的权威不放，同时也会出现滥用权威的行为。通常在四五岁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恃强凌弱的行为，如果不能及时帮助他们建立起清晰的人际边界，等年龄更大时，很有可能发展出更为严重的欺凌行为。

让我印象深刻的另一点是，电影里的侦讯剧情显然象征着正义，然而所演绎的审讯技巧，却又折射出另一重与教育有关的隐喻。现实中，在家庭教育里，有些父母惯用谎言或威胁去胁迫孩子遵守规则，然而，收获的恐怕是孩子对父母的信任“被摧毁”。这一点恰好是电影另一个值得思考的议题：我们究竟做了什么，让正在被欺凌的孩子失去了求助的愿望，失去了对父母、对成人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