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鸡娃”已成年：花了200万, 还是归于平凡？

资本助推教培崛起十几年，中国第一代被教培培养出的“鸡娃”们，现在成年了。这些出生在世纪之交的年轻人，完整地经过教培机构的“填鸭式”教育，完整地在课外培训军备竞赛的氛围中成长。

现在，他们的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他们的身心又有哪些特点？我们采访了5个鸡娃成人的故事。

被鸡太多年

已经不能接受空闲下来

姓名：朱迪

性别：女职业/学业状态：北京某知名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被“鸡”时间：15年“鸡娃”总花销：26万元

“鸡娃？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反正我是从小就没有寒暑假和周末，一直到现在研究生快毕业了，没课的时候就会特别慌。从这点来看，我可能是被“打鸡血”了，而且“鸡血”的药效持续至今。”

朱迪被打的第一针“鸡血”是在三岁。父母给话还没说利落的她报了少儿英语课外班，一年学费将近1万元。这个钱在多年前的河南驻马店，算得上是“舍得”。

四岁开始，舞蹈班、绘画班、书法班、古筝班，便占据了朱迪幼儿园以外的时间。不过，很多班并没坚持几年。

小学入学后，朱迪开始有了“被鸡”的感觉，因为分数这个卡尺出现在了她的人生中。

三年级，母亲拉着朱迪去学了奥数，原因是她的数学成绩不如其他科成绩优秀——不能每次都拿100分。

奥数班从三年级一直上到了初中。之后，母亲意识到数学不好还会影响物理、化学，于是在初一的暑假朱迪被送到了物理补习班。

直到高中文理分班后，朱迪才正式摆脱了对于自己如同“噩梦”一般的数理化，但高考的压力又接踵而来。

临近高三，朱迪的父母从报纸上看到，有郑州的老师在文综备考方面有专长，随即带着她乘坐火车开始了往返于驻马店和郑州上辅导班的常态。

“我父母平时很省吃俭用，但在我上学上课这方面特别舍得花钱。我大约回忆了一下，十几年下来花了得有二十五六万，这在多年前的驻马店都能买套房了。”朱迪说。

从3岁到18岁，“被鸡”十五年，有什么收获吗？朱迪觉得，凭良心讲有是肯定有的，但要理性看待这些收获的意义。

朱迪觉得被“数理化”补习班摧残的那些年，青春期是扭曲的。

“那个时候我根本就不敢开心。”朱迪说，“我到现在还记得，小学时，同学来家玩，翻看我的漫画书，我妈就说‘人家在看书，你却在玩’。”

这句话一直影响着朱迪的人生。

以至于她即将名校研究生毕业，仍有很大危机感，“我觉得自己一旦闲下来就会被别人比过去。”

朱迪也试图抗争过，但方法并不激烈——你让我学数理化，我就偏要看更多的文科书籍，“我就是想表现给父母看，我在看书，我没有玩，对吧？”

这种压抑和无声的反抗，最终影响了朱迪的性格和生活。朱迪说自己曾经有严重的抑郁，朋友圈也特别小。

朱迪有时候会想，自己“被鸡”的这一路，算得上成功吗？

从学校的标准来看，她是学校里的明星，是学霸，从河南驻马店到北京知名学府的研究生，她无疑是成功的。但走出学校以后呢？毕竟人生那么长久，学校不是终点。

离毕业还有一年，朱迪却对走入职场完全没有信心。

这并不是她的能力有问题，但她自己心里有一道过不去的坎——学校里有分数衡量优劣，在职场用什么来衡量？我不是最优秀的了该怎么办？

朱迪现在还在犹豫是否继续读博，也许她更需要时间与自己和解。

父亲生意受挫 

房子换小了，但补习班没停过

姓名：他塔拉

性别：女职业/学业状态：视频博主/哈佛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被“鸡”时间：15年“鸡娃”总花销：约60万元

“我清楚地记得，自打上幼儿园，补习班就正式‘介入‘了我的人生。在接下来的小学和初高中，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我的课余时间被塞得满满当当。”

2022年3月5日，他塔拉在个人社交账号发布哈佛大学入学考试成绩查询“开箱”视频。眼睛紧盯着飘丝带特效的屏幕，她轻声说出两次“oh my god”。

1998年出生的他塔拉回想起往昔的学习历程，清楚地记得，补习班似乎总在“见缝插针”，把她的课余时间塞得满满当当。

有网友调侃，“孩子四岁，1500 左右的词汇量，在美国够用了，在海淀不够”。

同为海淀鸡娃的他塔拉坦言，“当你一直是第一名，突然有人超过你，你妈肯定会非常敏感。”

他塔拉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六年级时，有一个曾经成绩不如她的同学，在某一次考试中作文成绩突然超过了她，“那次开家长会，对方家长拿着孩子成绩单向我妈‘炫耀’，我妈被气坏了，当时就想给我也报一个一样的作文班。”

从初中开始，他塔拉报的补习班全部变成1对1教学。

她记得，曾经报过的一个培训学校一年的费用在10万左右。小升初那段时间，爸爸生意受挫，家里房子都换小了，但她的课外班从未停过。

“你看那个谁谁上了什么班，你要不也上上？”每次给他塔拉报班时，妈妈总会这样问。最后，用他塔拉的话来说，“大多数能塞下我的班好像都上了。”

那么，上课外辅导班是否真的对学习有帮助呢？

他塔拉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是一个paradox，我不知道，如果我不上，成绩会不会下降？”而这也恰恰是他塔拉父母的焦虑，“他们不是为了让你成绩提高，而是为了让你不被别人落下。”

密集的补课日程给他塔拉带来了一些或好或坏的影响。好处是她已经习惯了做什么事都比别人快一点。“但现在想来，这也会让我长期处于焦虑和竞争的状态。一旦落于人后，或者与他人平齐，我就会很紧张。”他塔拉说。

此外，被鸡的娃的心理状况更加难以忽视。他塔拉表示，她会因童年缺失的家庭陪伴和情感关怀而感到遗憾。

父母长期像老板一样布置任务，让她在遇到问题时不再倾向于跟父母交流，“这也导致我长大后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更依赖自己而不是别人。而其实，我清楚，人需要很多外部的情感支持。”

当记者问他塔拉，如果能按自己的意志再做一次选择，是否还会做海淀鸡娃？她的答案是：会！

“某种意义上，我是鸡娃的受益者。”他塔拉承认，“鸡娃给我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上进和反思的能力，我是我家的第一代大学生。虽然不健康的鸡娃可能会对幼儿时期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但也正是鸡娃让我意识到它的力量，我日后会以最大的努力去弥补。”

他塔拉曾就读于中国传媒大学（大一退学）、澳洲悉尼大学（本科）、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交换生）、澳洲新南威尔士大学（硕士）。再过一个多月，她将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攻读她的第二个硕士。

未来，她希望从事教育行业，帮助更多孩子在应试之外获得人格上的全面发展。

被鸡到“窒息” 

大学毕业前夕走向失控

姓名：章寒性别：女职业/学业状态：日本顶尖私立大学毕业后未就业被“鸡”时间：18年（3-21岁）“鸡娃”总花销：约200万元

出生于国内一线城市，3岁到日本上幼儿园，回国在国际学校完成中小学学业，大学就读于日本顶尖私立学校。

今年24岁的章寒有着让人艳羡的国际化教育经历，但她对此最大的感受却是——“窒息”。

从大一开始，她就在尝试“自救”。直到毕业前夕，一直“乖乖听话”的她突然走向了失控。

她在网上第一次看到了“有毒的父母（Poisoned parents）”一词。“原来我有一个不正常的家庭啊。”她心里想。

如果普遍意义上的“鸡娃”是指从小填鸭式教育，不停让孩子上辅导班，那章寒的母亲似乎是“反鸡娃”家长，她提倡“快乐教育”，有一套“温柔体贴的话语”。

章寒发现，母亲的教育更像一种“隐形鸡娃”，总是把她放到高于她的能力的环境中，逼她进步。遇到困难，母亲会教她数学题目，为她提供作文思路，连大学申请的个人陈述也是在母亲帮忙下完成的。

章寒的成长就这样一直被母亲推动，似乎从没生出由内而外的动力。

在整个家族对世界名校、投行精英的崇拜中，章寒习得的观点是“不考入名校就是彻头彻尾的废物”，所以她的整个学生时代都在为考取一所高排名学校努力。

“为什么我要做不喜欢的事？为什么我的一生都在痛苦地做不想做的事？如果不快乐，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大三下学期，面对毕业论文和求职的压力，章寒的负面情绪达到顶峰。在一连串的自我质问后，她做出了决定。

当她告诉母亲，自己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抑郁症时，母亲脱口而出“那你以后保险都上不了了。”得知她打算休学，母亲开始担心她将来无法找到满意的工作。

这一次，她在电话里用颤抖却坚定的声音说：“这不是和你商量，而是告知。”

这是她第一次向母亲表达自己的想法。小时候，她曾尝试以日记作为情绪出口，但总是担心遭到母亲的窥探。平时，她不能关房间门，即使上厕所也会被母亲踢开门让她“透透风”。

直到现在，她仍然常常做噩梦。梦里，她和母亲躺在一张床上，母亲紧紧抱住她，“妈妈爱你，你为什么要跑？”

章寒形容，那是一种无法用语言形容的窒息，想逃离但永远逃不掉。

如今，章寒选择在空间上远离了母亲。她住在日本，没有工作，平时不主动联系母亲。母亲在国内，几个月通过微信打一次电话。每次打完电话，对她而言就是“一天的好心情全毁了”。

她怀着对母亲的恨意生活，在一条有关“鸡娃”的网络讨论贴下，她留言：“我觉得我被‘鸡’得人生无望，活着真的没意思。我内心希望世界上没有‘鸡娃’父母存在，这样不幸的孩子就会少一个。”

出国是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姓名：冯书琦

性别：女职业/学业状态：在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即将攻读第二个硕士学位被“鸡”时间：9年（6-15岁）“鸡娃”总花销：约20万元

冯书琦2000年出生于天津，在加拿大完成高中学业，后分别在多伦多大学、舒立克商学院取得本科和硕士学位。

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她将其形容为“从小被鸡”，直到出国。

在历次考试中，即使取得95分她也不敢把试卷拿回家。因为丢掉5分的原因是粗心，姥姥会打她左手手心。

15岁前，冯书琦一直面临着高压环境。

姥姥是大学教授，对家庭成员如对学生般严格。“被姥姥鸡出来”的妈妈是金融行业高管，虽不如姥姥严格，但“习惯孩子学习好”提供了一种无形压力。

她以一种近乎“分裂”的方式生活着，进出校门的瞬间就意味着在“活泼开朗”与“沉默刻苦”两个不同人格间转换。

中考结束后，冯书琦爆发了。

在某次讨论到中考成绩时，她和母亲起了争执。那大约是她第一次反驳家人。母亲扇了她一个耳光，“你不尊重姥姥！”

高一，冯书琦态度强硬地告诉父母，“我想出国。”这是她被“鸡”到绝境后的一场逃离。

出国后的冯书琦在亲友眼中仿佛“换了一个人”，独立、自信、阳光，喜欢表达、乐于分享。“他们都以为是出国改变了我，但其实我本来就是这样。”

受这段经历影响，学商科的冯书琦始终对教育行业保持兴趣。在国内外，她多次帮助大中小学生补习，并希望采用因材施教的方式启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冯书琦说，在外人眼中，或许她和母亲是“鸡娃”的成功案例，高学历、好工作。但她认为这些都不能被称为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一个人性格的养成、为人处世的态度才至关重要。

冯书琦说：“我经历过不同的教育模式，所以希望向家长们传达不要过度鸡娃的观念。现在的家长们也都在进步，他们可以接受孩子没有那么优秀，大家都是一个平凡的人。”

2020年疫情，冯书琦回到国内，这是成年后她第一次和父母有长时间的相处和沟通。

如今母女俩逐渐成了朋友，一起看电影、吃饭、打卡网红店。“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妈妈也一点点学着跟我的方式契合。现在我们可以求同存异、互相理解，有矛盾的时候各退一步。”

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

坐在教室里算起经济账

姓名：邱琳

性别：女职业/学业状态：武汉大学在读被“鸡”时间：15年（3-18岁）“鸡娃”总花销：约50万元

邱琳2001年出生于南方一线城市，现就读于武汉大学。

3岁那年，邱琳开始学习钢琴。在父母口中，是她指着钢琴说“有兴趣”，而她对此毫无印象。她记忆最深的是，几乎每晚练琴都会哭，然后会受到来自妈妈的“物理教育”。

邱琳记得，从那时起，兴趣班、辅导班迅速“填满”了她的童年及学生时代。

为了上培训班，暑假时，父母会把邱琳送到舅舅家，因为那是全市培训班最集中的地方，她每天和大两岁的表哥一起去上培训班。

小学最后三年，邱琳的培训班生涯达到强度高峰：课外班完全被学业辅导占据，兴趣班全部暂停。

在15年的培训班生涯中，邱琳接触过至少10个品牌机构。

在学而思上了8年数学培训班，小学时，课程价格为每小时60元，到了高中，价格涨到了每小时120元。

据邱琳估算，父母为她上培训班花费的金额超过50万元。

正是某次在培训班看到课程报价单时，她坐在教室里算起了经济账，“我当时想着，如果我开小差，一分钟就少一块钱，这一块钱能买多少小零食啊。我就一边这样想着一边开小差。”

后来，正是出于对自己“开小差浪费钱”的担忧，邱琳没有选择出国上大学。父母都是公务员，生活水平不算高，“我觉得我赚不回这么多钱，这是一场‘失败的投资’，我们都认为情绪价值高于经济价值。”

或许是对“情绪价值”的重视，让邱琳成为她口中“鸡娃的异类”。

邱琳意识到，培训班剥夺了她大量的时间，她一度觉得自己是个“单调的人”，“眼光狭隘”，被“唯成绩论”影响太深。

但另一方面，她发现自己天性比较懒散，培训班经历培养了她的学习习惯和竞争习惯，让她保持一种向上的势头。

因为目睹了同龄人没有自主意志，邱琳鼓励自己不要变成和别人一样，培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如果我有孩子，我希望ta不用那么辛苦，不用在一次次考试的挫败中锻炼出钢铁般的意志，但我希望ta和我一样拥有向上的精神、独立思考的能力。（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