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眼中的北大附中改革：最好的中学，最后的改革

在校长职位空缺三个月之后，北大附中迎来了新掌门。3月15日，北京大学发布干部选任公告，学校研究决定，任命马玉国为北大附中校长。

本文为曾在北大附中任职的一位老师作为亲历者讲述其眼中“王铮时代”的北大附中及其改革。

我在北大附中当了三年零一个月老师，最开始我看见的是理想而美好的教育，到后来觉得自己是失败的精卫，做一些在外界看来“伟大”的事。

那时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大观园

2018年过完元旦，我去北大附中高中部上班，岗位是创意写作课教师。从2017年9月起，创意写作课在北大附中成为必修课，每个学生都要在这门课上完成一篇短篇小说。

北大附中被认为在中国推行最彻底的素质教育，在校长王铮的主张下，学生在高一高二自由选课，度过大学一样的两年，只在高三一年集中准备高考。

第一次看高一高二年级的课表，我被震惊：论语、红楼梦、说文解字、沈从文、百年孤独、张爱玲、唐诗、史记、城市学、城市中国、性别研究、创意写作、说理写作、颗粒艺术、服装设计、电影摄制、击剑、旱地冰球……这甚至超过一些大学的课程设置。为了选课，学校专门开发了一个选课系统。

学校隐匿在一条不起眼的叫“大泥湾路”的小巷之中。4号线海淀黄庄站B口出，它的下一站是中关村，再下一站是北京大学东门。

我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适应这所学校。这里没有班级，没有固定教室，高一高二混龄上课；没有早操、眼保健操，甚至没有上下课铃；每节课90分钟，教室不设讲台，桌椅没有方向，听课时可以朝前、朝窗、朝墙，甚至背向老师；学生不用穿校服，可以烫头披发，可以谈恋爱。2018年的迎新晚会，教导主任拿着话筒在台上说，我不反对大家谈恋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度过漫长的人生不容易，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

入学时，学生被分到气质各异的八个书院。书院是学生自治机构，书院的任何决定必须经过民主讨论。每周三下午，各书院学生集中在一起协商书院事务，他们共同决定诸如主席换届、小卖部的增收方式、宿舍熄灯时间，甚至是六一要不要继续举办双马尾节。这些决定也会经过投票，被裁决是否计入书院“法律”中，称为“修宪”。

教室对面是书院活动室，各书院学生自己装修，一届一届传下来。我隔着落地窗往里面看，沙发、鱼缸、零食货架、历年奖杯的展台、手绘书院吉祥物的墙壁……    “这里要刷卡，只有本书院的学生可以进，别的书院不可以。老师也不可以。”同事告诉我。后来的三年，我一直对那扇玻璃门内的世界充满渴望，想象如果我在这里读过书，我的人生会是怎样的？

热恋期

孙玉磊是我所在的博雅学院的院长。面试我时，他说：“我们是改革的学校，你能不能做到‘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明日之我否定今日之我？’”两个“否定”是招聘要求上的原话。他接近40岁，个不高，发际线逐年潮水般后退着，一年到头只穿黑色的衣服。

在北大附中，书院是学生的集体，而学院是教师的所属部门，不同学院提供不同的课程。我所在的博雅学院主要做人文教育，研发的课程和项目包括瓦尔登湖研读课、社会创新实验室、性别研究社团等。其他学院的老师提起我们，大都会说“高大上，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又挺羡慕的”。

除了博雅，另外三个学院是行知学院，提供数理化生地等科目的应试课程；元培学院，负责奥林匹克竞赛及自主招生；道尔顿学院，中外合作项目。

那天面试最后，孙玉磊两倍语速地问我，还有没有想了解的。我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和孩子相处好；他说，你来上班吧；我说，我表达是我可能不适合这份工作；他说，觉得自己有问题就很好，最怕觉得自己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样才不适合。他的话，我颇意外。

我后来发现，这里给老师足够的自由，教什么，怎么教，怎么呈现课程成果，自己可以说了算。孙玉磊找我谈话，你想教自己的东西，也可以；一开始没想清楚，按照现有的模式教，也可以；想清楚了，再迭代，也可以；什么都可以，不要有压力。

在这样的生态下，各学科老师都有自己的教育观和教学方法。英语不是只把它当成工具，而是当成文学来学，语文提倡按照一个作家或者一本书去阅读。在博雅学院，每开一门新课，我们会讨论我到底想教什么？这为什么重要？为什么对我重要？又为什么对学生很重要，或者说，对人的成长很重要？

我的第一门创意写作课开在学校的西楼507，墙是紫色的，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们并不太喜欢这间教室，他们走班上课，要在课间爬五层楼，总是累得气喘吁吁。

那时的课堂，聊天有时候多过于写作。我们共同读卡佛、海明威、威廉·特雷弗。有一堂课，我们聊的是“第一次意识到‘我’存在”。学生们眯着眼，锁着眉，十分钟的沉默之后，一个女生站起来，兴奋地说：“大概不到一岁，妈妈给我洗完澡，忽然接了一个电话，就把我放在了浴室的洗衣机上。浴巾散开了，我赤裸着身体，身下的洗衣机嗡嗡地震动。突然没有人管我了，我不知道自己躺了多久，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上只有我一个人。”

话题就这样自然地被传递下去，有的因为经历了奶奶去世，意识到“死”而意识到“存在”，有的因为第一次吃鱼被卡到，意识到“疼”而意识到“存在”……“我没有关于‘我’的意识，只有一个关于‘触觉’的记忆。我有一条方型的毛巾，我总是捏着它的边，转动它。那个麻麻的感觉就是我一个人的感觉，等待的感觉。”一个女生凝视自己的悬空捏起的拇指与食指。这个班只有一个男生，他在卡片上写，“我第一次意识到我长腿毛了”。

学生们逐渐感到，讲故事不难。我们把这种围圈聊天看作是我们的祖先在火把前讲述人类的第一个故事。

这样的课堂有一个很大的难点是怎样把过去的学习习惯和评价系统打碎，比如，学生永远会问你“要写多少字”，回答“没有限制，只要保证每句话都是你想说的”，他们会继续问：“那200字可以吗？” 半夜改那些作业，我哭笑不得：悲伤的对话，写“嘤嘤嘤”；男女主邂逅，桥段总是“撞了一下”；有一回，构思人物出场，半个班都写了人物起床。

用同事们的比喻：“当你第一年有机种植的时候，你要明白，其实泥土里是有许多农药的。”

快结课时，我们讨论了从前为什么害怕写作，学生畅所欲言，“每次语文老师都会一脸无奈地看着我的作文”；“之前大概都没尝试过仅仅为了自己而写，基本上都是为了考试。”后来，我发现，几乎每次选课前，都会有学生来咨询：“老师，我觉得没有资格报你的课，我以前作文成绩很差。”

那以后，起始课我都让认为写作很难的同学举手，我也会一起举手，而后真心地说出自己的体会：“无论曾经有怎样的创作成绩，一篇新的文章都从一张空白的纸页开始，你永远会觉得它很难，但也永远能创造不可思议。”

“我第一次意识到”那堂课结束，学生们相互抽签作为作业，抽到“我第一次意识到时间”的那个学生写：

“我确切感受到时间给我带来的改变是在六岁的时候，那时我在走廊骑四轮自行车玩……当车轮碾过长长的水泥地板，似乎有什么被割裂开。……而每一分钟的我都有无数细小的变化，我呼吸的频率、眼中呈现的景象甚至踩踏脚蹬的力气大小。时间不再是凝固的色块，它开始涌动起来并且不容抗拒地把我推向远方，我制止不了它，不能用胶水把它黏在一处。它不再是附属品，它变得强势、独断起来。”

我在办公室把作业读给同事们听，羡慕地感慨，我永远也写不出这么好的句子。

到后期，那门课愈发没能按照教学计划走，学生在过程里产生许多问题，“为什么很多小说不再在开头进行环境描写了”“故事重要还是人物重要”，我即兴作答，或者干脆以此搞一场辩论，有个女孩每次都噼里啪啦地在桌子对岸打下我说的话。

一个又一个班，我渐渐调低了作品分，调高了进步分；使用“有哪里打动了你？”“让你想到了什么？”去代替“你觉得哪里写得好？”“哪里写得不好？”；还要求自己和学生一起写，在课堂上和他们同步敲击键盘，交出过一些很烂的文章，以身说明写作就是一件困难的事，不一定每次都能写好，不用太在乎结果；比起作品，我更喜欢读学生的“创作谈”，看见他们在过程中的努力，或是对自己作品的喜欢，我会找到教学的意义，也知道“否定昨日之我”对建设好一门课的意义。

有时，课程设计不够科学，过深，上糊了，感到沮丧，就去向孙玉磊请教，他不给你答案，而是反问许多问题，最后，他总是说：

“没关系，慢慢来，一点一点改，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

“你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

“不要怀疑，你很适合做老师的。”

我给同事李韧发微信：我和这里热恋了。李韧是中国第一个在中学课堂上创意写作课的老师，她烫着一头非洲烫发，允许学生把手插进她的头发里或者抓着玩，她还剃过光头，那个头学生也是可以摸的，她考教资的时候带的是假发。她教课的前提是她要了解班上的孩子。研究生毕业前，我看到班群里有一则招聘，“替我自己招同事，要求很简单：1. 对写作有特殊兴趣，愿意探索中学写作教学；2. 喜欢当老师。期待ing” 这则招聘文案就是李韧写的。

2018年初，我们筹备成立“写作中心”，办公室的玻璃墙上写着计划进度，我很开心我是其中一分子。

第一个学期，我只教了一个创写班，10周，17个人。第二学期，我的两门课共四个班报名情况都很好，人数超过容量，我拥有了反选学生的权利。孙玉磊抱歉地找我说，有的创写班可能要超过20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头就是一个工作量，但我高兴得不得了。

“入狱”

在北大附中，高一高二与高三是切割开的。

高三在南楼，称为预科部，与高三无关的人几乎不踏入那里半步。进入高三叫作“入预”，上届高考一结束，走廊上就时常传来“要入预了”的哀嚎。听起来很像“要入狱了”。

我因为监考高考才走进过那栋楼。一楼贴着上一届高分进入清华北大的学生照片，每层楼梯口都挂着条幅：“多做一道题 多背一段文 六月决胜赢未来”“认真审题仔细答卷 反复检查考出水平”“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站在这些条幅下，你会恍然感到，这才是一所真的学校，而楼外那个世界，却不知道要称做什么。

学生们在高二下学期发生变化，约谈时常常流露出对高考的担忧。我会面临作业收不上来的情况，备战“分层考”的他们把写作课置于次要甚至忽略不计的位置。

分层考后，学生们按成绩排名进入高三，分ABC三层编了班级，进度有所差别。每人领取一个三星的小Pad，老师不断同步课件、作业、试卷，一切从头学起。这一年，自由已死。课表固定，一周六天，一天八节课，每节50分钟，每天最后两节是考试，21:25晚自习结束放学。

“长时间盯着一块屏幕，全部的人就坐在那里一整天，谁也不会和谁说话，跟着Pad自学，不懂就找老师答疑。”一位毕业生告诉我。自2013年开始，预科部开始充分利用多年沉淀的高三备考资源，鼓励并探索学生针对自身问题进行自主备考的新型学习模式。

也许，这栋楼里的上演剧情才是多数家长真正关心的，家长会上的许多提问都围绕它。高一高二的老师只能含糊作答，谁也没看过大结局，无从剧透。预科部的老师只带高三，两波人是割裂的。

我教过的一个学生Q后来考进人大，提起高三，她语速飞快：“北京市争夺清北的只在前300名，前1000争人大、南大、北航这种顶尖985，前4000争社会上评价还不错的学校，比如央财、中国政法、上财，科研能力和就业层次是有保障的。”我把这些话写在本子上，它们在以后的每次家长会派了很大用场。

高三的学生还需要适应评价体系的突然转化。“老师不会觉得你的想法有多有趣，只会评价你能不能拿到满分。”别的高中总复习四轮到五轮，而北大附中的高三学生只有一轮或两轮的机会。每年开学的教职工大会上，预科部负责人在大屏幕上投影高三学生一场场考试中几乎直线上升的成绩。

高三结束，学生们交还Pad，让下一届备战分层考即将入预的学弟学妹们循环使用。这就是传说中的“二一分段”的学习模式。

大学开学前，Q来找我，告诉我她在高三除了学习，每天都要“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整理自己”，“有很长一段时间走不出来，好像陷进一个漩涡里，感觉三观不见了”，“高一高二为什么要‘打开’我呢？打开了，我还是进入了高三，我感觉高一高二的我在杀死高三的我，你被打开得越多，你被杀得越多。”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好几次说到别的，又绕回来。

应试的压力也由高三渗透到高一和高二。前两年，学校走素质教育路线，家长们便把孩子送到马路对面的机构里学习应试。海淀黄庄路口方圆500米，教培机构数量曾高达105家，被誉为“北京教培宇宙中心”。从旁路过，学生在安着落地窗的窄小格子间一对一补习，背后是翠色的墙面，学习好似一种橱窗里的展览。

一个学生在我的课上睡着，被约谈时解释：“老师，我太累了，我每天要同时学两套东西。”由于选课、走班，造成某一学段先学这门，下一学段再学那门，他们学的内容要么和别的学校风马牛不相及，要么至少存在进度上的差异。在教培时代，北大附中的大部分孩子在过着“白天上大学，晚上上高中”的双重生活。

校长

有一种说法，我们的校长王铮觉得人生中花来应对考试的时间一年就够了，人生有许多东西更值得经历。

2+1割裂模式在校内外都有质疑之声，王铮做出回应：“高考回避不了，但是我们不认为面对高考的训练是一个真正的学习。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最大的好处是它的公平性。我们按照游戏规则，用最高效、最简单的方式把它做好，这样，我们可以腾出更多的空间进行真正的关乎学生成长的、关乎他未来发展的教育。”

在北大附中，可以说没有校长王铮，就没有这座“大观园”。2009年4月，他上任之后，北大附中才变为今天的样貌。而在那之前，他已经在深圳中学进行了七年同样的教育实验：导师制、走班制、学生自治、公民教育。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他在两所学校的任期都成为“王铮时代”，有不少同事更是慕他之名而入职。

2016、2017年，王铮在两次讲话里细致表述了北大附中的教改：

“以前的学生学习是被动的，学校用工厂式、模式化来塑造一样的学生。而我们把人与人之间的个性差异当做一种优势和资源来看待，不是用一把尺子去丈量。如果你看到的是差距，想着要弥补要追赶，就变成一样的；如果你承认它的丰富性，承认它的个性意义和价值，就得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班级虽然好，大家非常亲密，有归属感有安全感，但是不够。到高中18岁成人走向社会的时候，学生应该有更大的交往范围，不应该再局限到班，他至少是一个学校人，再逐步进入社会。”

关于王铮和他的教育理念，众说纷纭，媒体称之为“最富争议校长”。他没有为自己说过什么，他几乎只谈教育。

在学校里，他与我们普通教师的距离也很远。有一阵子，北大教育学院的教授过来做研究，我被喊去开会，一桌人讨论校长是不是受教育家杜威的影响。我心想，他不是在隔壁吗？问一下就可以啦。但没人去问。

常年跟在他身边的几个人是他过去的学生，被私下称为“嫡系”。王铮穿一件咖啡色的皮夹克，腰板很直，对着那两三个人侃侃而谈。他们所站的地方仿佛有一个结界，没有其他老师靠近。据说，开党政会时王铮很可怕，一个身材娇小的女老师特地买了巨大的电脑挡住自己。

2018年春天，学校组织过青年教师培训，王铮参加过三次。他是个没有笑容的人，眼镜下拉到鼻尖，犀利的目光从镜框上方射出来。有一次，会议开在食堂四楼，一个老师正在演示PPT，王铮突然从后面一张帘子里跳出来质问，“你这个不叫讨论课，你这个话题学生有兴趣参加吗？” 下午一点，他原本在那里吃饺子。我们都吓了一跳。

这就是他的对话方式，很多都是反问，令人紧张。仅有的几次接触，我感到他不喜欢给人明确的指示和答案，但他是一个心里有答案的人，或者说，他好像是个厌倦解释的人。孙玉磊说，他当然不愿意遇到反对者，但也不需要盲从者，他需要天然和他有一样教育理想和改革理念的人。

和我提起过他的人，无论是改革的拥趸还是对立面，无论是校内同事还是外界同行，大都会用到“孤勇”一词。他58岁，有至少20年在推进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人生有32年是在北大附中度过的。他除了应酬，24小时在学校，就好像没有家。

2019年9月开学典礼，校长说了一些很打动我的话，他提到“尊重个体差异”，每个学生都是不同的，我们看到每个学生的差异，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价值。

“个体差异”这个词，我在小学四五年级时第一次听到。有一次我又考得很差，我父亲把我拎到阳台上，指着外面的万家灯火，说：“诶，我以后也不打你了，因为人是有个体差异的，我承认，人是有个体差异的。”父亲的语气简直就是放弃我了，我难过了很多很多年。但校长却把它说出了我希望的意思。

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夏天快来的时候，我第一次听到一个词：“活下去。” 那时我刚入职半年，还经常在地下体育馆迷路。比我早来两年半的李韧解释，下学期还有没有我们的课，说不定，“我们每年这个时候都要担心一次。”

面试我时孙玉磊说的两个“否定”应验了。校园里流传着一句话：在北大附中，唯一不变的是变。

2018年4、5月份左右，有一天，孙玉磊带回消息，可能要搞AB校——校领导们在商议要不要把学校分为一部分人素质教育，走班，一部分人回归传统高考，改回班级制。

这个决策以传闻的形式存在了一个礼拜，半年后再聊天，我发现只有我记得。同事们告诉我，这些想法不用腾出脑容量储存，就像有一个工作任务时，千万不要立刻做，一定要等几天，因为任务也许会自己消失。李韧传授：“只有那些没有消失的任务才是我们真正的工作。”

而在学生层面，他们也要不断地适应层出的新政。比较大的事件是：取消主席团、取消学长团、推行垃圾分类后取消垃圾桶、90分钟课表改60分钟……这些事都放在校内网络平台上，进行民主讨论，有学生写“万人血书”鼓动回帖抗议，也有学生提交自己的建设性方案，从初衷到执行方式都很完善。

大部分意见没有被采纳，或者说看起来没有被采纳。孙玉磊说，实际上学生的每个意见都在党政会上讨论过，但“高层有更宏观的视野”。一些学生很受伤害，越来越多的学生逐渐失去建设书院的热情。有一天下课，一个书院的最后一任主席对我说：“早知道，还不如忙高考。”

西楼204是我们几个青年教师的专业教室。至2018年底，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创意写作课、说理写作课、非虚构写作项目和公共说理项目。我们开始脱离语文组和其他组，独立例会，看上去成为一个“合法存在”。

2019年5月时，我们有了一个新的任务，装修204。我们出过好几版创意：在教室外圈设立“跑道”一样的行动线，方便校长带人参观；有一个区域放浴缸，帮助写作者“与世隔绝”；浴缸一度也改成过棺材，放已逝作家的书籍；李韧还想要一个吧台，让讨论课氛围更轻松，有沙龙感。

我们讨论了两个月，装修的3D效果图做出来了，写作中心取消了。

没有人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2019年暑假，学校宣布，九门高考科目统一回归，由行知学院负责。写作课和博雅下属的阅读课全部取消，只保留了一部分李韧的创意写作，作为选修。

孙玉磊给我们开会，“没有课了”、“反正不能上课”、“不能是‘课’”、“只保留项目”……他一遍又一遍说，说变成喊。

他说的项目是指项目制学习，是风靡全球的新教学方法，它与课的区别主要在于边实践边学习。以我的项目为例，它叫“书院视点”，学科基础是非虚构写作，学生们分组合作完成一篇篇稿件，在过程中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找答案。

几个月后，《三联生活周刊》想写一个语文教育专题，让我谈了教写作的经验。审稿的时候，孙玉磊说：“不行，这稿子里你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写作老师也不成，我们就做项目。”

同事窗帘是香港中文大学性别研究专业硕士，她喜欢穿长外套配长裙，所以有了这个昵称。窗帘入职时教性别研究，后来课被取消，开了说理写作。她充满热情，在发给学生的通知里热烈敲击下“少年们”之类的字眼，并且重点处一个字一个颜色地标注成彩虹色。她甚至出版了一本说理写作教材。现在，她连“说理写作”的课程名称也不能再使用，它归属于语文组，变成议论文写作。

专业教室204也要交出，我们必须在一天内搬完。我们摘掉一个个图钉，把一门门课程随着海报卷了起来。现在，这些课都没有了。

海报上名字的主人大部分已经毕业，我们在张爱玲阅读课的藏蓝色海报下合影。上面讽刺地写着一行白字：“好好的一座城说塌就塌”。

那个下午，我们拉了十几车教具和人文图书告别了西楼。西楼是北大附中最重要的地方，高一、高二的教室，书院活动室，教师办公室，都在那里。校长会带人参观一层生物教室里学生腌制的泡菜，二层语文课的手抄本《论语》和鲁迅简报，五层的英文戏剧演出，还有我们的204。离开以后，我再也看不到其他学院的老师在做什么了。

从那天起，博雅没有了工位，孙玉磊没有了办公室，大家开始“漂流办公”。我这时才感受到，改革并不是我的对立面，不是改革把我们改没了。我和改革是一条船上的人。

博雅学院所提供的课程游离于高考之外，意味着我们完全依附于改革，假如学校重新走向应试，其他学科只是恢复出厂设置，而博雅的课却可以取消。李韧常常调侃，我们都是固有规则里的“假老师”，不是教育改革，我们也许不会想要做老师，也没有资格进这所学校，必须承认，我们的课还能教，博雅学院还能“活下去”，它的前提是：北大附中式的教改还存在。

它回来了

我们都能感到2019年是北大附中改变的一个节点。继写作中心取消后，秋季新学期开学，新生不再拥有对主课的选择权，大部分课表是排好的，九门高考科目不再选课、走班，而是排课、固定班级。国家统一的教材又一次回归到课堂里，关心高考的学生和家长也比以前多了。我刚入职一年多，似乎改革就走到了尾声。

对于变化，老师间流传着一些解释：一方面，这是王铮在北大附中改革的第十年，另一方面这一届的高三学生将参加2020年北京“新高考”的首次考试。

新高考鼓励创新思维，答案不再唯一，简单来说，是更“素质教育”的，而北大附中的学生正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该考得更好。学校和学生都被寄予厚望，事情因此变得有些讽刺，一些在素质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必须在应试考试中获得好成绩，才能证明素质教育的成功。

随着学校向应试教育回缩，我们被通知缩减课位，80个学生编在一个班，一周只有两节90分钟的课。这样的开课条件无法完成项目制学习的教学目标，我们恳求分班或增加课时，孙玉磊为难地说，目前可以提供给博雅的，只有这个条件。

在新学期的课程规划里，我们的项目被划分为“研究性学习”。教育部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里规定了高中课程包括“综合实践活动板块”，其中一项是研究性学习。在此之前，我们根本没有注意过还有这个板块。面对其他学院的老师，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自我介绍，最开始，我们是“写作老师”，或干脆说成“语文老师”，后来变成了“项目主管”，现在又成了“研究性学习老师”。

这个文件总算是合法化了我们的存在，但同时，也没收了我们课程的绩点。这意味着学生考试成绩只有通过和不通过，平时成绩也不再重要。有好几个星期，我们的教研内容退化成：如何让学生交作业。

每学期第2学段的第3周是家长会。这一周全校上下非常紧张，家长和老师填写意向表，大数据算出家长应在什么时间段，抵达哪个教室，见哪位老师。

那是一个体检中心的场景：家长们拿着一张大表，对照着地图，从一个科室匆匆奔赴下一个科室，结束一个打一勾。教室门口放有排队等待的座椅，叫号后才能进去。每次的家长会上，都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孩子爸爸都是北大毕业的，我们的孩子能考上北大吗？”

有一个女孩学习成绩下滑，家长在她的房间安装了摄像头，监督她写每份作业。“不许关，我换衣服的时候，要躲在一个死角。”“奶奶还会说，我们是农民，养了一个北大的，你们俩都是北大了，培养了一个什么东西！”

2018年初，我进校第一次参加全会，会上公布了海淀区对家长的调查，我们学校父母学历为博士或博士后的高于海淀区26个百分点，父母为大专以下，8%。由于家长高知，有时候会遇到这种情况：他们拿孩子和自己比，并且觉得自己比孩子优秀得多。

“我的孩子没有优点。”有一个家长这样和我说。

“不可能没有优点的。”

“没有，我拿放大镜看了。没有。她一点都不像我，也不像她爸爸。”

遇到这样的家长，我要遏制住内心的愤怒，同时记录下这个问题，给学校心理老师做一份报备。

在入职后第一次交流学情的时候，李韧说：“你会慢慢感到，附中的很多孩子有一种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这是一种逆袭后的焦虑，在打破了阶级壁垒后守卫它的压力。附中的很多家长一面不想孩子重复自己枯燥的求学人生，另一面又十分望子成龙。

这里常有北大教授或行业翘楚来做课堂嘉宾，学生们也没什么兴趣，很多人的父母就在高校工作。每年，教师办公室里都会出现几个脸熟的学生，点对点找哈佛、耶鲁等名校毕业的老师改出国申请。

2020年暑假，我和同事去云南接触当地的教育，与田野学校的校长交流。同事也来自乡村，回去路上对我说，我弟弟初中毕业就不读了，进社会了，我有时想，他有个书读会怎么样？再回到北京，回到北大附中，我就突然没有了什么干劲，我不想再处理“我的孩子能不能上清北这样的事了”，我更不想再面对京一代的渴望又质疑的眼神，他们打破了壁垒，又似乎参与着壁垒。

来自衡水的同学

学校重新推行导师制后，我每年都会有十五个导生，有一个叫周宇的男孩在希望我反选他的小纸条上写“争取让老师为我骄傲”。第一次段考以后，因为成绩糟糕，一些任课老师点名要我注意他。在我们长谈大约第三次时，他忽然对我说：“老师，初中我是在衡水念的。”

他说，我挺喜欢这里的，但我很不安，我以前的同学开始背古诗词了，我感觉在这里没有抓手，你能不能帮我去问问有没有这种总结，背100句、200句、300句……

再聊下去，他又说，我没有这样学过英语，《经济学人》上的原文，很多单词我都不认识，别人却能自由讨论，整节课我就在发懵。他身边的同学有很多是北大附中体系下长成的，来自初中部或北达资源（北大附中承办的民办中学）。周宇就这样度过了高中的第一个十周。

通常发生这种情况，我们理解为学生在第一个学期没有适应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的转换，但他的阵痛期维持了整整两年。

“有点烦躁了”

“什么也做不好了”

“明明知道要干什么，但就是不想动”

“分不清哪个是真实的自己”

周宇时常发这样的消息给我。两年间，他对我说了许多次：“我可能做了个错误的决定，我不应该离开衡水，我考不上我原来定的大学了。”

高二春节，周宇回老家和过去的同学吃了饭，他发现别人已经开始学高三的内容，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还没有开始。他初中成绩很好，高中又来了被普遍认知为高考简单的北京，父母的期待和周围对他的预判是清北，只有他自己清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了，他的一些科目甚至已经下滑到先要保证及格。

在北大附中就读是周宇母亲的主张。开家长会的时候，他母亲对我说：“可能帮孩子选错了吧。”

进入高二，我逼迫周宇退掉一些社团。我说：“这里好比一个迪士尼，你不能有一张票就想什么项目都做。”他说：“道理我知道，这样下去我高考肯定有问题，我的那些同学会比我考得好，但考完了呢？他们会按照分数报一个大学，无论什么专业，反正一分都不能浪费，然后，他们就突然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了。但我想提前知道我自己喜欢什么，我已经想通这件事了，来这里我已经不觉得后悔了。”

直到把周宇送进预科部，我也没能帮助他克服那些具体的困难。我问过他一次，他说：

“成绩掉下去，想要重新再爬起来感觉真的好难”

“有亿点点的挫败感和不甘心”

他最终上了军校。我问他，你怎么看北大附中那段经历，他想了想说，我感觉人生更完整了一些。

小透明

我被提问过，你更愿意上你原来的高中还是北大附中？工作头一年，我都觉得是前者。高中时我内向、敏感，从来不出班玩，只和同桌疯疯癫癫，我不知道北大附中所有的“好”，作用到我身上能剩下多少，我能不能自律地学习？能不能找到朋友？能不能争取到一个老师的注意？

每学期初，有的学生选不上课，会向我的邮箱发“求上课”留言：您的课是必修，我没有学分毕不了业；我的计划是本学期修您的课，高二我还有其他的规划；我未来的方向是中文、新闻、社会学，我希望上您的课。

我感到惊讶，学生是可以尊重自己的学习节奏，与老师谈判的。他们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会意识到需要探索一下自己要什么，他们可以合理合法地进行这些探索。

而同龄的我在“表演学习”，老师和家长希望我在一个时间段坐在桌前，我就是那个看书做题的演员。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以为满分是人类学习的极限，也是唯一目标。2017年从北大创意写作专业硕士毕业时，我已经三十岁，还没有开始做真正喜欢的事，我在日记里写“人生开始得太晚了”。

在课上，有学生报的选题是“书院里的小透明”，学生在选题策划里写：“一年又一年，出色的同学们在活动中脱颖而出，为自己的书院装点荣光。与之相对，每个书院更多的那几十号人——那几乎不会引起人们注意，被冠以‘小透明’之称的同学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呢？”

我突然找到了“如果我上北大附中会怎样”，就是这个词——小透明。

最初工作的半年，我深感自卑，同事比我优秀、学生也比我聪慧。同事有不少清北博士，体育老师多是奥运选手退役，更有一群学霸，没有参加过高考，竞赛直接保送清北。有次监考高考前，从培训点回附中的路上，一位老师异常兴奋，“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高考”。我经常待在西楼二层只有一个蹲位的女教师专用卫生间里，仿佛在那里才能感到真正的放松。

2019年2月，我带队去日本早稻田中学交流，收集护照的时候，有一个女生没交，因为她的护照已经满了，要换一本新的。那是我人生里唯一一次出国，除了对学生负责、让家长放心，我更想做到的是千万不要露馅、不要丢脸，每个夜晚查寝后回到房间，我才敢展露自己的高兴。

如果人生真的有“输在了起跑线”这样的说法，我更想理解为输在了不能更早地了解自己的兴趣和规划自己的人生，不能更早地学习安放自己，为自己找到一个角色。

两种教育

高考学科全面推进的2019年秋天，我们刚刚重燃热情，投入项目制学习的实验，孙玉磊却越来越频繁地传达学校对我们的新要求——出成果。但成果是什么，没有定义。孙玉磊说，我们要证明我们的课有必要开。我们说：“这些课不都是学校让开的吗？”孙玉磊回答：“那学校也要说服别人，博雅教育、人文教育是有意义的。”

从进校时，同事们就告诉我，教育是一件缓慢的事情，它的结果也有可能是在一个人未来的人生岁月里展现的。但眼下这种说法好像不成立了。

我的记忆也在这里断成两截。在这个时间点以前，是孜孜不倦地从钻研自己所教学科和探索教育意义两条小径不断地前进，而这之后，我开始像没头苍蝇一样原地打转，没有一件能够清晰记得的事了。

每次遇到大的推进，孙玉磊就让我们写稿交给附中官网；李韧和窗帘已经出版了《北大附中创意写作课》和《北大附中说理写作课》两本教材；我和另几个老师邀约海淀法院、GQ特稿组、崔永元口述史中心的业界专家驻校，为每个课题组配备导师；学生们所写稿件的阅读量终于达到了孙玉磊期待的3000+；一份份结课报告里学生书写他们遇到的每一次困难，用什么方法克服，得出什么样的经验，获得了什么样的体验……这些都不是他们想要的成果。

没有人知道“成果”是什么。我被逼到开始有些怀念应试教育，怀念满分，似乎那样，对一个老师来说，目标更清晰，更明确。我每天都羡慕着应试科目的老师，他们可以花所有精力把课上好，而我反而不是。

在我看来，学生们所写的一篇篇稿件以及在过程中、他们战胜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时得到的新知，发展出来的技巧和能力，是最重要的。我的项目叫作“书院视点”，我在建设这门课的时候，只向学校争取了一件事：自由选题。我想让学生投身于他们最好奇、最有兴趣的事。我记得有个女生在创作谈里写：“我现在就是个很迷幻的、对一些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的事情非常感兴趣的傻孩子。我无论如何都要知道答案。”我选了不少特稿给学生看，他们说：“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事”。在这些时刻，我能感觉到我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而这不是成果。

博雅每周都出现大规模的争吵：“不就是‘成果’吗？你说清楚，我们给你做一个就是了！”一个同事开始朗诵《为人文教育辩护》：“耶鲁报告指出，人文教育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教授任何特定职业所需，而是为所有职业的共同点奠基’。它描述了两种教育的目的：一种是训练大脑怎样思考；一种则是为大脑灌输特定内容。”

与此同时，教育集团化在提速，北大附中校长助理、集团化发展办公室主任刘慈航在一些峰会上表示：让好的教育不只属于一所学校，要创造学校工厂，学校体系构建“去个人化”……

我们每月写总结，有限的教研时间变成了述职，我们讨论的事情离教育越来越远。过去，我从来没有干涉过学生什么时候开窍，他们就像四季里的花，选择什么时候盛放都可以。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在我每次写汇报之前被迫盛开一次，我甚至故意增加过具有展示性质的作业。某种意义上，学生从单纯的教育对象变成了我汇报工作的工具。有时候，一些中学时老师对我说过的话盘旋在脑袋里：蜡烛不点不亮！我都讲了多少遍了，怎么就是学不会！尽管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很厌恶自己。

在小镇做题家的竞争、内卷中，我们的总结从最开始的1000字上涨为5000字，其中有很多饼图、柱状图、鱼骨图、树形图。有的老师把它总结为“像在互联网公司干活”。从2019年9月开始，我们涨了工资，涨幅逾50%，但我在博雅问了一圈，没有一个人感到快乐，都宁可回到过去。

孙玉磊像变成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们想要做的所有教育尝试，他说的最多的话是：“这样不行”。你很难想象，他是一年多前对畏首畏尾的你说“大胆去试，试了就知道了”的那个人。

我对孙玉磊说：“你变了。”他说，大家要你往后，你只能先往后，再等一个时间继续往前。我们都觉得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借口，孙玉磊最后说：“你们觉得压力很大，因为我扛不住了，我压力很大，是校长扛不住了。改革已经超过十年，我们必须拿出成果了。”

我渴望了解校长，仿佛只有这样才能理解他所带来的反反复复的改革，理解学校里一系列新政的底层逻辑，但没有任何途径。我始终处在改革的一线，但从来没触碰到改革的内幕。唯一的消息来源是孙玉磊，他是从改革初期就跟随校长的人。我问，为什么校长不和青年老师多交流一些？孙玉磊说，他已经试过很多次，但真正懂他的人太少。我不知道孙玉磊懂不懂校长，但他说：“现在这个样子，最难过的是王铮。”

有几个同事得了抑郁症，因为觉得没有办法自洽。站在课堂里，会产生一种感觉，我拿着个性、平等、多元、包容的想法去教学生，但我自己受到的对待是在被衡量，处在一种竞争之中，处于全社会对教育改革的凝视下。你教给学生的东西，在你的人生里、生活里、在北大附中上班的每一天里，无法找到。

渐渐地，你会想，我教的东西有没有用？和这个社会是不是脱节的？还是说，这种教育本质是对的，但和这个社会脱节了，那它还是不对的？我想不出答案，最后就真的没有办法上班了。

一位教电影的老师给北大附分校拍过一组宣传片，拿给我看。看第一遍，我觉得拍得真好；又看了第二遍，她指着里面的人说，这个离职了，那个离职了，里面80%以上都离职了。她说：我当时拍得很用感情，现在觉得是作孽。 

我于2021年1月合同期满决心离开，集团帮我办理离职，把我的课程名称写成了“书院试点”，三年来，很多人都把它写成“书院试点”。我用胶带纸把“试”粘掉，改成“视”。

搬离204之后，博雅有一本漂流日记。我记得2020年9月开学，窗帘写，我感觉自己在沼泽里，一直往下陷，什么时候才到底啊，烂泥的底是什么，好希望到底啊，这样我就能躺在烂泥上，不再担心了。

2021年圣诞节，我与窗帘见面，我又提起漂流日记的事，提到那片沼泽，烂泥的底是什么。窗帘用很无所谓的表情看着我：“很久都没见过漂流日记了，大家心凉了。博雅肯定要解散了。现在看到底了。”

我问她：“你觉得，在他们心里，我们做得好吗？”窗帘像是回答又像是一个提问：“你是问，如果他们抛掉校长、副校长的身份，抛掉高考，他们怎么评价我们。”而我也想知道，即便高考依然存在，我们什么都不能改变，我们做得好吗？

一将功成万骨枯

在最开始，我并不想在这篇文章里写到校长，因为觉得自己根本不了解他。也很气愤为什么人们要把改革的成就看作是“一将功成”，却想不到“万骨枯”，想不到去看一看一线教师们在这个过程里感受到了什么，被剥夺了什么。在最初的题记里，我写的是“这不是一个将军的故事，这是几个士兵的故事”。

但事实又是，没有王铮，这个故事的确是不成立的，我的一切经历、感受也是不成立的，媒体所写的“在北大附发生的这场教育改革不能被称为‘北大附的教育改革’，而是‘王铮式的教育改革’”，虽然个人英雄主义，又也许并没有错，在学校的三年，我能感到许多独裁的意味，也更能感到王铮与北大附中二者命运的捆绑。

我再回头看王铮的那些有关教育的发言，才发现它们不仅仅是我第一次接触时所觉得的一组探索性、理想化、鼓舞人心的概念，王铮其实已经知无不言，所有的框架设计都没有保留，他在分享里诚恳地说：“今天大家来，我们是要研讨这些问题，并不是我们要做出什么什么样的结论……”，他没有停止过修正和完善对它们的探索。

只是，他从没有提到那些一锹一铲的具体工作，没有提到学情变化后的阵痛，没有提到每一次小的调整都会带来一场嘹亮的抗议。

2013届毕业生刘周岩在《教改第一届学生发声：王铮在北大附中的改革给了我怎样的教育？》中写过：“这种新制度，带给我们无穷的困惑和挑战，既是思想上的也是行为上的：没有了班主任，我们要如何管理自己？要用怎样的选举和议事制度保证学生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权利与义务的边界在哪里，个人与公共的边界又在哪里？很多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制定‘契约’：小到单元活动室的值日如何安排、活动室里能不能玩三国杀，大到集体预算如何管理、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以自治的名义否决老师的决定？我一度沉迷于对这些问题的辩论。”

这种参与的热情明显在衰减。19届一位主席告诉我：“我高中那几年，议事会根本开不起来。”在他的记忆中，最成功的一次应该是入学教育的模拟议事会，新生们都很积极，后来则变成在议事会上埋头写作业。

2019年下半年，学校推广垃圾分类，每个环节都民主讨论，食堂垃圾怎么扔、外卖商家票选、公共空间如何划分权责。然而，每个环节都充满骂声，议事会上讨论出的许多方案被告知行不通，学生认为北大附中的民主已经是形式主义和假民主。“时间这么富裕的话建议多关注一下高考成绩的走向吧，毕竟bdfz是学校不是社会体验中心。”学生在留言板提议。

精卫失败了

离职交接完毕，我坐在教室里，回忆着我的第一个创写班。

五楼那间紫色教室，座位围成圆圈，学生不认生，对我说：“你是老师吗？那我坐你旁边。”有人一进门就气喘吁吁地问：“潘潘，今天我们干什么！好不好玩！”还有女生在朋友圈写：“最爱最爱写作课，大家都离得特别特别近。”

这个班的学生手把手地教会我怎么当老师。学生们毕业了，有的很热爱这里，只要放假就待在这儿，甚至申请当助教；有的发表大段觉得这里罄竹难书的言论；还有一个男生去当了飞行员，给我发微信，要带我翱翔祖国的蓝天。

回忆着我来到这里的初衷，回忆着许多次学生带给我的“我好骄傲啊”的感觉。回忆着这里一件又一件于外界看来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于我看来是精卫填海的事。人们会说精卫失败了，对吧？

2021年12月14日，北京大学官网“校内公告”栏中发布了《关于王铮免职的通知》，通知称，学校研究决定，免去王铮的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职务。

一时哗然。

我脑中浮现的，却是一人一狗的场景。这个场景总会在学校逐渐安静下来的时候看到，白炽光洒在树上、草坪上，到处绿茵茵的，王铮就站在一个暗处，遥远地望着球场上的少年们。小狗陪在他旁边。

小狗叫Duang，是只土狗，带有柯基的血统，叫声很响亮。Duang在学校的地位很高，学生做的卫衣、月历都有它的身影，据说有时校长开会也要抱它。有一个夜晚我十一点多回校，远远看见王铮从他的车里下来，夹着一堆材料，满身疲惫地在月光里走。过了一会儿，他带着小狗下楼散步，小狗很欢喜。

王铮被免职后，据我所知只有两个同事公开怀念了他。其中一个是孙玉磊。同事告诉我，他写了一篇很长很长的文章，发在博雅学院内部的网页，并且特别说了“请勿传播”，因而我至今没有看过。 

我看到更多的是学生对他的追忆：

“他孤独吧 他心里有蓝图吧 他守着大泥湾的魔法制度这么多年 太累了”

“在北大附中之后，我见过了许多这个长那个长。但他们无不是站在这个台那个台上的，活在公文推送中的。偏偏没有坐在台下，坐在一群学生的白色塑料小板凳之中的，偏偏没有同时活在传说和现实中的，偏偏没有狗校长。”

还有一个十几年前他在深圳中学做校长时的学生留言怀念他，“为王校长，我愿站上桌子，高呼一声：O Captain, My Captain.”

2021年8月，我离开单位已经七月余。我逐渐明白，之所以我一直写不清楚北大附中的故事，记忆是一团一团的，无法理出线头，是因为我讨厌那时的自己。我没有在最后的时刻，坚定地站在教育这一边，而是向“我要证明些什么”低下了头，从内心把“我失败了”看得太重了。

李韧告诉我，博雅又一次搬家了，搬进了高考的南楼，她仍在修改自己上了七年的创意写作课，增加了学生们喜欢的同人文；也听到过一位生物老师说起孙玉磊，新生进来，各书院照例着急忙慌地挑人，只他没有，每个书院督导老师都有自己选人的标准，而在他的概念里，每个学生都是一样的，都值得被好好教。

我扔掉或送出了很多东西：北大附中定制卫衣、校服熊，印着学校培养目标的那只帆布袋……我依然对帆布袋上的句子倒背如流：“我们希望培养出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热忱服务于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文中周宇为化名

作者 | 潘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