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教育，是培养对知识的鉴赏力

教育或文化的目的，不外乎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和行为上的良好表现。有教养的人，或受过理想教育的人，不一定是个博学的人，而是个知道何所爱、何所恶的人。

一个人能够知道何所爱何所恶，便是尝到了知识的滋味。世界上有一些人，心里塞满历史上的日期和人物，对俄国或捷克时事极为熟识，可是他们的态度或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社交集会里碰到这么一个人，真是再气煞人也没有的事了。

我曾碰见过这种人，觉得谈话中无论讲到什么话题，他们总有一些事实或数字可以提出来，可是他们的见解是令人气短的。这种人有广博学问，可是缺乏见识或鉴赏力。博学仅是塞满一些事实或见闻而已，可是鉴赏力或见识却是基于艺术的判断力。

中国人讲到学者时，普通是分为学、行、识。对历史学家，尤其以这三点为批评标准；一部历史，也许写得极为渊博，可完全没有见识，在批判历史上人物事迹时，作者也许没有一点独出心裁的见解或深刻的理解力。要见闻广博，要搜集事实和详情，乃是最容易的事。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有许多事实，我们要将之塞满心中，是很容易的；可是选择重要事实时所需要的见识，却是比较困难的事，因为这要看个人观点如何。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政治学、文学、艺术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我们成人的生活，无疑受着许多胡说和骗人的东西包围：名誉的胡说，财富的胡说，爱国的胡说，政治的胡说，宗教的胡说，以及骗人的诗人，骗人的艺术家，骗人的独裁者和骗人的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会告诉我们说：一个人儿童时代的肠胃官能活动，对后来生活上的野心、进取心和责任心，有切实关系，或者说大便秘结造成一个人的吝啬性情；有见识的人听见这种话时，只好一笑置之。一个人做错了事，便是错了，用不着拿出伟大名誉以威压人，也用不着说他曾读过许多我们不曾读过的书，以恐吓人。

所以，见识和胆量是有密切关系的，中国人往往把识和胆连在一起；而我们知道：胆量或独立的判断，是人类中一种多么难得的美德。我们看见一切有特殊建树的思想家和著作家，在幼年时代，都有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性。

这种人如果不喜欢一个诗人，便表示不喜欢，纵使那个诗人是当时最有声望的诗人；当他确实喜欢一个诗人时，他便能够说出喜欢他的理由，因为这是他内心判断的结果。这就是我们所谓文学上的鉴赏力。如果当时盛行的绘画学派主张，使他的艺术本能感觉不快，他也会加以反对。这就是艺术上的鉴赏力。

一种流行的哲学理论或时髦观念，纵使得到一些最伟大人物的赞助，他也会表示漠然态度。他要等到自己心悦诚服，才愿相信一个作家的话；如果一个作家能使他信服，那个作家便是对的，可是，如果那个作家不能使他信服，那么，他自己是对的，而那个作家是错的。这就是知识上的鉴赏力。

这种智能上的胆量或独立判断，无疑地需要相当孩子气的、天真的自信力，可是这个自我便是一个人唯一可以依附的东西，一个研究者一旦放弃个人判断的权利，便只好接受人生的一切胡说了。

孔子似乎觉得学而不思比思而不学更危险，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他在当时一定看见过许多学而不思的学生，所以才提出这个警告；这个警告，正是现代学校里极为需要的。大家都知道现代教育和现代学校制度大抵是鼓励学生求学问，而忽略鉴别力，同时认为：把学识填满脑中，就是终极目的，好象大量学问，便能够造成一个有教育的人似的。

可是学校为什么不鼓励思想呢？教育制度为什么把追求学问的快乐，歪曲成堆塞学识的机械式、有量度、千篇一律的、被动的工作呢？我们为什么比较注重学问，而不注重思想呢？

我们怎么可以因为一个大学毕业生念完了若干规定的心理学、中古史、逻辑和“宗教”学分，而便称他做受过教育的人呢？学校为什么要有分数和文凭呢？分数和文凭在学生们心中为什么会代替了教育的真目的呢？

理由是很简单的。我们之所以有这个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是在教育大批人，像工厂里大量生产一样，而工厂里的一切，必须依一种死板、机械的制度而运行。

学校为保护其名誉，使其出品标准化起见，必须以文凭为证明。于是，有文凭便有分等级必要，有分等级必要，便有学校分数；为要给分数起见，学校必须有背诵、大考和小考。这造成一种完全合理的前因后果，无法可以避免。

可是学校有了机械化的大考和小考，其后果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害的。因为这么一来，学校里所注重的是“事实”的记忆，而不是“鉴赏力”或“判断力”的发展了。我自己也曾做过教师，我知道出一些关于历史日期的问题，是比出一些含糊问题更容易的。同时，批定分数也比较容易。

这个制度实行后，我们便会碰到一种危险，就是我们会忘掉我们已背弃了教育的真理想，或即将背弃教育的真理想；所谓教育的真理想，我已经说过，就是发展知识上的鉴赏力。

孔子说：“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这句话记起来还是很有用。世间没有所谓必修科目，也没什么人人必读之书，甚至莎士比亚著作也不是必读之书。学校制度中似乎有个愚蠢观念，以为我们可以制定一些最低限度的历史知识或地理知识，要做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便非念这些东西不可。

我们必须放弃“知识可以衡量”的观念。庄子说得好：“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知识的追求，终究是和探索一个新大陆一样，或如佛朗士所说“灵魂的冒险”一样。如果一个虚怀若谷、好问、好奇、冒险的心智，始终保持着探索精神，那么知识的追求就会成为欢乐的事，而不会变成痛苦的工作。

我们必须放弃那种有量度、千篇一律、被动的填塞见闻的方法，而实现这种积极、生长的、个人的欢乐的理想，文凭和分数制度一旦取消或不被人们重视，知识的追求便可成为积极活动，因为学生至少需要问自己为什么要读书。

学校现在已经替学生解答这个问题了，学生知道他读大学一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二年级生；读二年级的目的，便是要做三年级生，心中一点疑问也没有。这一切外来计划都应该置诸不顾，因为知识追求是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干。

现在的学生，是为注册主任而读书，许多好学生则是为父母、教师或未来的妻子而读书，使他们对得起出钱给他们读大学的父母，或因为他们要使一个善待他们的教师欢喜，或希望毕业后可以得到较高的薪俸以养家。

我觉得这一切的思念都是不道德的，知识追求应该成为一个人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只有这样，教育才能够成为一种积极的、欢乐的事情。

摘自林语堂文集《人生不过如此》